告別演講稿英語，不管是在職場上還是在生活中，演講稿給我們帶來的層面程度給予我們的意義也是有很大的方式的，演講稿對我們有很大的作用和意義，以下分享告別演講稿英語。
——澳洲李奧貝納傳播集團執行官NigelMarsh在TED關於工作的勵志演講稿
我原本想以一個簡單的請求開場。我請求在座的各位思考片刻，你們這羣可悲的懦夫，捫心自問，審視一下自身可憐的存在。
其實這正是5世紀時聖本篤給信衆的建議，可以想見，當時他們必定相當驚詫。而在我40歲的時候我也決定採納並實施這個建議。在那之前，我絕對是個典型的業務精英——我吃的太多，喝得太多，工作太努力，我忽視了自己的家庭。
於是我決定試着改變我的生活。而且我決定我要嘗試處理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於是我遞交辭呈，賦閒在家，與妻子和四個兒子相處了一年。
但是在那一年中關於工作與生活平衡這個問題，我唯一的收穫是：如果我不工作，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的確不怎麼管用，尤其是缺錢的時候。
所以我回到工作崗位，七年以來我的掙扎，學習與寫作都圍繞着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這個主題。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四點心得。
第一：如果在這一問題上想要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那麼我們需要一個誠懇的探討。
但問題是在這一問題上，人們大多沉浸在毫無意義的爭論之中。無論是彈性時間還是星期五的休閒裝政策亦或是育兒假，這些都只是進一步掩蓋了核心問題，即某些職業和某些職業選擇從根本上講就與每天與自己的家庭親密相處這一生活方式水火不容。
要解決任何問題，都必須首先認清自己所處的境況。而現實社會中的情況是成千上萬的人們都在無聲的絕望中煎熬。他們夜以繼日的從事他們痛恨的職業目的只是爲了購買無用的商品以博得無關痛癢的鄰人的豔羨。
我的觀點是，星期五穿牛仔體恤並不能解決關鍵問題。
我想分享的第二點心得是，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政府和公司不會爲我們解決這一問題。
我們不能再尋找外援，而應該作爲個人承擔起掌控自己生活軌跡的重任。如果你不規劃自己的生活，那麼別人就會爲你規劃，而他們對於平衡的處理你往往並不認同。
最重要的是——這東西不會傳到互聯網上吧，要不然我可要被解僱了——最重要的是，你絕不能讓商業公司來掌控你生活的質量。我指的並不僅僅是那些糟糕的公司——我把那些公司叫做人類靈魂的屠宰場。我指的是所有的公司。
因爲商業公司本質上就是爲了儘可能多的榨取你的價值而同時儘量逃避責任。這是深植於商業公司之中的基因。它們以此立足——包括那些好的，有善心的公司。
一方面，在工作場所開辦兒童保育中心是個很妙的，具有啓發性的好主意。另一方面，這同時是個噩夢;因爲這意味着你得在萬惡的辦公室裏耗上更多時間。我們自己得擔起責任去設定並強化我們生活中的各種界限。
第三點是，我們得好好考慮，以什麼樣的時間單位來衡量我們試圖實現的平衡。
在一年賦閒時就在我回到工作崗位之前，我坐下來細細地一步一步地勾勒了一幅我向往的完美一天的理想藍圖。
具體如下：充足的睡眠之後，精神抖擻的醒來。做愛。遛狗。與妻兒共進早餐。做愛。
上班的途中送孩子去學校。工作三小時。午休時和朋友玩玩體育。再工作三小時。下午和老夥計們在酒吧喝兩杯。回家，與妻兒共進晚餐。花半個小時靜修思考。做愛。遛狗。做愛。上牀睡覺。
你覺得我多久能享受如此的一天?我們當然要實際一些。你不可能在一天內實現這一切。我們得把時間單位拉長來衡量我們期望的平衡，但是這一拉長也不是沒有限度的。
比如，你最好別說：“我會享受生活的，當我退休了，當子女也都獨立，當妻子已棄我而去，當我的身體大不如前，當我已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興趣愛好。”一天太短，退休又太長。肯定會有折中的辦法。
第四點心得：要實現平衡，我們得采取“平衡”的辦法。
去年我有個朋友來找我——她不介意我公開這個故事——去年她來我這兒，她說：
“奈吉爾，我看了你的書。我意識到我的生活完全沒有平衡可言。它完全被無休止的工作佔據。我每天工作10小時，路上就要花2小時。我的人際關係總是失敗。在我生活中除了工作，沒有別的。所以我決定得振作起來改觀我的生活。於是我加入了健身俱樂部。”
我不是要嘲笑她，但是一個“健康”的每天工作10小時的辦公室職員並不會讓她更“平衡”，而只能更“健康”。健身運動的確是不錯，但生活的含義其實很豐富。
知性生活，情感生活，精神生活。如果想達到平衡，我覺得我們得關照以上的各個方面——僅僅50個仰臥起坐是不夠的。
這可能看起來相當艱鉅。人們會說：“拜託夥計，我連鍛鍊的時間都沒有，你卻要我去教堂、給老媽打電話。”我很理解。我真的很理解，對人們來說這的確挺艱鉅。
但兩年前有件小事卻給了我一個嶄新的視角。
我妻子就坐在下面一天她給我的辦公室打電話說“奈吉爾，你得去學校接我們的小兒子哈里。”因爲那天晚上她和其他三個孩子在一起。於是那天下午我提前一小時下班在校門口接到哈里。我們去了公園，在鞦韆上鬧了一陣，做了些傻傻的遊戲。
然後我帶他上了一座小山到了當地的一家咖啡館，我們點了茶和比薩，吃完就下山回家，我給他洗了個澡，給他穿上蝙蝠俠睡衣。然後我給他讀了一章RoaldDahl的《詹姆斯與飛天巨桃》。然後我鋪好牀，安頓好他，吻了他的額頭，說了聲“晚安，夥計。”
然後走出他的臥室。正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叫了聲老爸。“什麼事，夥計?”他說，“老爸，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一天，最棒的。”其實我什麼也沒做。我沒帶他去迪斯尼樂園，也沒給他買遊戲機。
我想說的是，小事並非無關緊要。在生活中實現平衡並不意味着你要大張旗鼓的顛覆你的生活。在適當的地方做些小小的投資，你就能極大地改善你的人際關係和生活質量。不僅如此，我認爲這還能改變整個社會。
因爲，如果很多人都如此生活，那麼我們就可以重新對社會上的所謂“成功”進行定義：
成功不再是以死後財產的多少來愚蠢地衡量;成功應該有一個更具平衡性和思想性的定義，即一個美好的生活的實現。
汪涵如今可謂是家喻戶曉的主持人，作爲以爲人生的前輩，他告訴我們不應該輕視行動的力量，而應該踏踏實實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無論生活有多少困難，行動的人不會被辜負。
大家好，我是汪涵。來自湖南電視臺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我做主持人18年了，主持了18年的節目，像這樣的舞臺，這樣的燈光，這樣熟悉的攝像師，這樣的觀衆，這樣的氛圍我應該特別的熟。但是今天，一個人站在這個舞臺上的感覺非常的奇妙，甚至說奇怪，還好有你們，有現場諸位親愛的觀衆朋友。所以我說主持人站在舞臺上應該像春風一樣，它能讓舞臺上所有的一切變的那麼的自然，那麼的妥帖。
就像顧城的詩寫得一樣：草在結它的子，風在搖它的葉，我們站着，什麼都不說，就十分美好。我有時候特別希望，我在舞臺上站着，什麼都不說，就十分美好。美國有一位特別有名的藝術家叫約翰凱奇，他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寫過一部鋼琴曲，名字叫做《四分三十三秒》。作品是這樣的。演奏家站上舞臺，打開琴蓋放上琴譜，端坐好了以後，四分三十三秒之內，有指頭沒有觸碰一下琴鍵，一直靜靜地坐着。
頭十秒鐘大家在等待，有可能這個鋼琴師他在醞釀情感，慢慢地有一些躁動，慢慢地有人打哈欠了，慢慢地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到了四分三十三秒，鋼琴師起來，收起琴譜然後蓋上琴蓋說，我的演出完畢，走了。全場莫名其妙，但是安靜下來以後，所有的觀衆體會到，雖然那一刻什麼聲音都沒有，但是他們聽到了琴鍵以外的音樂，自己的心跳，呼吸，小聲地議論，些許的煩躁，所有的這一切放佛變成了《四分三十三秒》當中的音樂的每一個組成部分。
其實，我在這裏特別想和年輕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也不要輕視個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認爲該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我最開始，我大概是96 年中專畢業，我沒有讀過大學，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我當時進到湖南電視臺的節目叫做《男孩女孩》，我們當時就根本沒有節目可做，就這麼一個欄目，每天大家上午就開會，然後中午到食堂吃飯，下午又開會，然後在辦公室睡覺，然後又開會。
但是我覺得那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來說特別的新奇。但是後來打了很多次報告都沒有留在湖南臺。然後我就去了湖南經視，就是到目前爲止，依然我的人事關係還在的哪個電視臺，湖南的一個地面頻道。我特別珍惜一個稱謂，我想我作爲一個最優秀的節目主持人後面沒有之一的話，很難。但是我可以做湖南經視最忠誠的員工，我願意在這裏呆十年二十年，拿下這個稱號。
我在這個電視臺，一進去開始做劇務，當時我們劇務組有兩個，我們兩個彼此認爲是最帥的劇務，我和李維嘉。做劇務的時候我們倆是最快樂的劇務，每天往這個演播廳扛椅子，扛椅子的時候我們倆就在想，今天我抗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做過的。維嘉說，那我這個還有可能是林依輪做的呢。
兩個人每天有很多特別開心的事情。我們那個時候現場256個觀衆，每個觀衆來看節目的時候有個塑料袋，每一個塑料袋裏有50多件禮品，我就負責每天錄節目的時候往每個觀衆席放禮品，滷蛋粉，電燈泡，水龍頭，麪條，醬油，每天就做的特別快樂，因爲我知道放不完的麪條我可以帶回家。然後後來我就當了現場導演，跟現場所有的觀衆朋友將一些笑話活躍現場的氣氛，帶領全場的朋友鼓掌。
當然我們今天的現場的掌聲全都是大家自發的，我們那時候要帶領大家鼓掌。我那時候當現場導演的時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厲害的。我記得又一次我們的臺長到現場來看節目。“哪兒來的現場導演，這小夥子，你過來。”我就過去了。“臺長你好。”“把倆手伸出來。”我說：“啊?怎麼做節目還帶檢查指甲蓋洗沒洗乾淨的。”一伸手，手拍得特別紅。他說：“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麼的投入，鼓掌鼓的多麼的賣力。”我當時特別的快樂，因爲所有的人靠去看當時的那個綜藝節目要花很大的精力，求爺爺告奶奶得拿到一張票，我常常都在裏面，特別的快樂。
後來又當導演，可以讓我特別欣賞的節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節目，哇，還有什麼比這更開心的。沒過多久臺裏面做內部的晚會，說汪涵是學播音主持的，你讓他去試試吧。哇，可是在全臺同事的面前主持節目，開心得不得了。當時做了一個節目叫做《真情》，臺長就問我們當時的一個節目主持人，“汪涵當搭檔可以嗎?”“可以。”然後還問了我們的一個燈光師。 “小廖，你覺得汪涵可以嗎?”“不錯!暖場的時候全場的觀衆都樂成那樣，讓他去吧。”太開心了，我可以當主持人了。
所有的每件事情，都是我心裏覺得我應該去這麼做，而且這麼做我特別特別地開心，不管是什麼情況，我都接受。比如說今天的燈光，突然間沒有往昔那麼好了，今天的攝像不是你以往熟悉的，今天你化完妝之後總覺得你今天的黑眼袋比平常大很多，今天的'嘉賓，今天的臺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那麼不如意，趕快在內心鼓掌，因爲你的機會來了。
我一定要學會很好的忍耐，這樣的一個特別尷尬或者是特別難堪的局面，我一定要扛下去，因爲面對困難無非三點：第一，度過了這個困難，你有度過困難的智慧;你面對困難，你有了面對困難的勇氣，你繞過困難，你有了繞過困難的狡猾。多好。你還要生命教你什麼，你還要這個舞臺教你什麼。就像塞內加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何必爲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的人生都催人淚下。
但是我想，他所呈現的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情緒，既然我們都知道最終的結束是那樣，我們爲何不開開心心的、歡聲雀躍的，一碰一跳的能夠朝着那樣一個歸宿去。因爲我們心裏面充滿了太多太多的對這個世界上認知的美好。叔本華好像也說過同樣類型的話，如果你自己的眼神關注的是整體而非個人的一己的生命的話，那麼你的行爲舉止看起來會更像是一個智者，而不是一個受難者。
所以我特別在這裏要花這麼長的時間，跟我所有的的年輕的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這麼健康，不管怎麼樣，我們還能夠這麼自由的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麼都不會失去。即算你有一天經過了所有的東西，你會覺得，哇，生命太苦難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苦難了，很多哲學家窮其一生，就是爲了告訴大家其實生命有多麼的苦難，我們應該多麼用微笑去面對它。
我今年40歲，當然我得到了太多太多，得到了我很多受之有愧的觀衆給我的掌聲和喜愛。因爲我個人覺得在電視臺，主持人只是最後一個完成者，如果我們今天現場沒有燈光師，沒有攝像，沒有化妝師，沒有音頻師，這個節目完全不可能呈現在大家面前。但是所有的鮮花掌聲給了我們，所以我覺得受之有愧。捨得這個詞我去查了一下，最開始閻王爺那時候好像在天上，有兩個人說要投胎到人間去，有兩種人生，一種是舍的人生，一種是得的人生。
然後問兩個人，你們兩個人分別選什麼樣的人生。其中一個說，我要過得的人生。另一個人說，行吧，我就過舍的人生吧。於是乎兩個人來到了人間。過得的那個人的人生，他最終成爲了一個乞丐。因爲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他的，他得到別人的資助，得到別人的憐憫，得到這個，得到那個。而說要過舍的那個人的人生，成爲了特別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財富，自己的知識，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一點一點的去給了別人。
但是我想，我今天面對這麼多年輕的朋友，80後90後，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腦子裏建立這個舍和得的概念。我後來一想，不應該，與其在這裏跟大家強調舍和得，還不如去考慮捨得背後的另外一個詞，接受。上天地給你的東西，我們用雙手去接着，捧在手心，當然也不必要高舉過頭頂，因爲每個人都有可能接受到這樣的饋贈，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爲了讓自己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有一天他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能接得住。
做你自己想做的任何讓你快樂的事，前提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之上。除此之外，你可以一個人沒看見，你可以一個人蹦着跳着回家，你可以怎麼樣都可以。所以，在這裏要祝願所有的年輕朋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一件你認爲快樂的事情，如果你希望你這一生當中，你往前，你往後，你停下來的每一個腳印，當你有一天回過頭的時候希望他們成爲詩句的話，你就踏踏實實地走好你人生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