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郭剛堂 45歲，山東聊城人，電影《失孤》中劉德華扮演角色“雷澤寬”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兩歲幼子郭振走失，從此踏上漫漫尋子路。十幾年中，爲了尋找郭振，他騎摩托車找遍全國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
郭剛堂，電影《失孤》的原型，一個全國各地尋找兒子的父親。
郭剛堂 45歲，山東聊城人，電影《失孤》中劉德華扮演角色“雷澤寬”的人物原型。
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兩歲幼子郭振走失，從此踏上漫漫尋子路。十幾年中，爲了尋找郭振，他騎摩托車找遍全國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萬公里。18年過去，兒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郭振 現年20歲。1997年9月21日，2歲半的郭振在山東聊城開發區被拐。左腳小腳趾和腳面之間有燙傷的疤痕，兩隻耳朵外側有明顯的尖尖。
3月20日電影《失孤》上映當天，45歲的郭剛堂跟百餘名觀衆一起進了影院。
開場幾分鐘，打扮成農民模樣的劉德華出場，一同出現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車。車後座上，插着一面由彩布製成的旗子，像伏在摩托車上累得擡一次頭都費力的劉德華一樣，這面旗子耷拉褶皺，沒有一絲生氣，仔細辨認，是一張孩子的照片。
劉德華還沒開口，郭剛堂的眼淚嘩地就流了下來。怕影響觀衆，他從座位上起身，繞到放映廳側面的樓梯處，坐在臺階上。不敢出聲，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頭埋進膝蓋。
電影中設置了幾處故意逗笑觀衆的橋段，全場集體笑出聲的時候，他在哭。因爲咬了太多次手指，手指肚變形了。
兩個自己決裂的時刻
郭剛堂有典型的70後烙印，不直呼劉德華，叫“天王”。除了口音不像，郭剛堂覺得，“天王”把他心裏的悲苦都演出來了。
1997年，郭剛堂兩歲的兒子郭振被人販子抱走。發動親友拉網式搜索，無濟於事，郭剛堂騎上摩托車，天涯尋親。
就是《失孤》中那樣一輛摩托車，插着印着兒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個破舊的黑色挎包裏塞滿尋人啓事，還有兩件換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掛妻子做的印着烙畫的葫蘆，那是一路的盤纏。
以山東聊城的家爲起點，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幾年裏，除去新疆、西藏，郭剛堂騎着它，走遍了其餘所有省份，走遍了每個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郭剛堂喜歡電影中劉德華的特寫鏡頭，佈滿皺紋和泥垢的臉，黯淡空洞幾近呆滯着的眼，都能訴說出自己十幾年經歷的艱難。
兒子剛走失一兩年，有次騎到河南，兜裏只剩一毛五分錢，太餓了就找了一家麪館，老闆看着面善，郭剛堂小聲問：“您能不能……”後面的話沒說出口，眼淚上涌，郭剛堂扭到一邊攥緊拳頭捶地。
多年後回憶起那個場景，郭剛堂覺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決裂的時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裏最出息的後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一天就能掙上一兩百塊。他模樣不錯，自小人緣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團下鄉表演時湊熱鬧，連唱帶跳《冬天裏的一把火》，甚至老闆想挖他過去唱歌。
在那之後，郭剛堂，他的體面，連着他20多歲時茂盛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沒了蹤影。
編劇兼導演彭三源2012年到了郭剛堂家裏。冰冷。隆冬季節，爐子沒生。臨近春節，沒有窗花。郭家沒有一絲紅色。
郭剛堂說上幾句就不自覺地嘆息。彭三源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是一場考試，上天給了郭剛堂最難的一張試卷。
電影《失孤》中，劉德華演出了一個父親內心的悲苦
只有在路上，纔對得起兒子
這答卷只有一個答案：找到孩子。
乞討、流浪，爲了省錢找寺廟道觀借宿。飯館老闆、街頭混混、橋洞裏佔地盤的流浪漢，怕跟人起衝突誤事兒，所有挑釁、嘲笑、刁難都不去理會。明明笑不出來，也要硬擠出張笑臉，求這一路上的人行個方便。
唯一一次大沖突是有年在河北，路邊吃飯時碰到幾個醉漢，原本捱了幾下可以忍過去，但對方把旗子從摩托車上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幾腳。
挨完揍推着摩托車走了一會兒，郭剛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們打了起來。年輕時是個體育能手，最後竟也算不得吃虧。
很多人勸過，不如重新開始，雖然後來又有了兩個孩子，但郭剛堂聽不進。
鐵哥們兒付成說，郭剛堂出去四五年後，他繞了一個大彎兒說，“也該顧顧家裏。”付成至今記得郭剛堂那張臉，從木然到憤怒。
妻子張文革沒阻攔過丈夫，她知道也攔不住。最初幾年，就是目送丈夫騎上摩托出門，然後在安了電話的鄰居家等着電話線那頭報平安。
有年冬天在內蒙古，看着地圖上鎮子和鎮子離得挺近，但真騎起來，荒野裏一處人煙都沒有。
風颳在臉上像刀子，手指上裂開口子，不敢動。半夜實在騎不動了，躲在一個小土堆背身休息，睏意襲來，零下30幾度，郭剛堂知道一旦睡過去人也就沒了。
他就在曠野裏蹦躂着取暖，挺到天明。
有沒有想過放棄？
只有一次，騎到大別山碰到大雨。山裏的邪風讓雨點加速，石子一般抽在頭盔上，發出爆炸一樣的聲音。
山路上，摩托車推不動，雨水灌到頭盔裏順着頭皮往下淌，郭剛堂在心裏罵，老天爺，我都已經這樣了，這雨就不能停嗎？風就不能小點兒嗎？
老天爺沒聽，一股強風把郭剛堂和破摩托一齊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側有一排一尺多寬的水泥樁，不然掉下去就是懸崖。
卡在水泥樁中間望懸崖，郭剛堂覺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結也挺好。“不是想放棄郭振，是想放棄自己。”
但這時候，歪斜的摩托車後座上的旗子還在風雨裏飄着，發着啪啪的聲響。
他幻聽了，那聲響像是郭振在說，“爸爸別難過，我一直陪着你呢。”
“兒子，你在哪兒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車後面的旗子換過多少面，這句話一直用最大的字體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騎行的時候，郭剛堂喜歡聽身後旗子抖在風中的聲音，他覺得和郭振在一起。
電影裏，劉德華說，“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覺我是個父親。”這基本是郭剛堂對導演彭三源說的原話。
郭剛堂說，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贖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覺得對得起兒子。
郭振被拐走之前的最後一張照片，照片被印在摩托車的旗子上
缺席了兩個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剛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兩個。一個在路上繼續尋找大兒子，另一個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兒。
“天王演得好是好，但電影裏只是我的一部分。”郭剛堂說，“我心裏的糾結，天王沒有演出來。”
1999年，二兒子郭偉出生。產房外聽到孩子第一聲啼哭時，郭剛堂短暫地進入了現實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尋找失去的那條胳膊的執拗中。
張文革承擔了大部分養育孩子的責任，因爲失去過一個孩子，張文革幾乎寸步不離地守着郭偉長大。
她告訴孩子，別人欺負你，你不能還嘴、更不能還手，因爲那樣可能更吃虧。郭偉自小長得高，小學時比同齡的孩子高一頭，但當時他甚至被小女孩欺負。
孩子唯一一次捱打，是十幾歲時有次去同學家沒告訴她，心急火燎地找到郭偉的時候，一個巴掌甩了過去。
這些事，郭剛堂不知道。
與十幾年一直爲郭振心如刀絞不同，第一次爲二兒子感到心痛，郭偉已經是大小夥子了。有次郭剛堂從外地回來。張文革和他去學校看住校的兒子。學校是市重點，大部分子弟非富即貴。正是午飯時間，孩子們的午餐自然都很豐盛。
在人羣中找到郭偉時，他拿着兩個乾巴的燒餅，正在往上面擠一包類似辣條的東西。
別人的孩子吃排骨雞蛋，自己兒子吃燒餅。那一瞬間，郭剛堂問自己，“我做的真的對嗎？”
郭剛堂說去方便一下，其實又躲到角落裏捶牆。往年一些場景浮現在眼前—郭剛堂甚至帶着郭偉一起去尋找郭振，他覺得這天經地義。
在天津塘沽，問了一家旅館太貴，5歲的郭偉說：“爸爸，我們找便宜的地方去吧。”
如今，二兒子也長大了：“爸，等你走不動了，我替你去找我哥。”
這些曾讓郭剛堂感動不已的記憶碎片，一瞬間都成了玻璃碴，紮在心上：“丟孩子的是我，不是郭偉，他不該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臨近春節，16歲的郭偉跟老爸打了場籃球。一米八三的郭偉對籃球一點兒都不懂，郭剛堂一條條跟兒子唸叨技術要領。
個子不高的郭剛堂年輕時練就了投三分球的本事。投了幾個三分，郭偉在場邊感嘆，“爸，我都不知道你原來這麼牛掰呢。”
這一句話讓郭剛堂覺得虧欠，他不僅會打籃球，游泳也不錯，如果能陪兒子身邊，會給他一個快樂的童年。
就這麼陰差陽錯十幾年，讓他缺席了兩個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但真要說放下，一時間又做不到。有什麼消息傳到耳朵裏，一腳油門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願者告知，山東蒙陰有個跟郭振年紀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當地警方告知，這孩子左腳上也有一塊傷疤。左腳上的傷疤是郭振最明顯的特徵。
苦尋十幾年，那是郭剛堂覺得離郭振最近的一次。
當地警方告知DNA比對結果的當天，郭剛堂的心幾乎提到了嗓子眼兒。原本說12點電話告知，一直到下午4點，電話鈴才響起。
全家屏住呼吸的幾分鐘。
答案是，不符合。
張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發上的郭剛堂抱進懷裏，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隔了很久，郭剛堂說了一句，咱明天還是去趟吧。
“萬一DNA弄錯了呢？”
見到孩子的一刻，郭剛堂撲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帶。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
這次摔倒讓郭剛堂瞬間清醒，他甚至慶幸眼前那個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兒子。
臨走之前，他拉着張文革給孩子的養母跪下，說謝謝她沒有把孩子給養死。
郭剛堂恨買孩子的人，但心裏也承認，這些買的人，養大了很多來路不明的孩子，讓他們有了家、有飯吃，“也許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這一跪，似乎是跟騎行歲月的告別。
那之後，郭剛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騎了一萬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場空，那是他最後一次長途騎行。
《失孤》結尾，劉德華騎着摩托車繼續上路，畫外音是禪師開導他的話：他來了，緣聚，他走了，緣散；你找他，緣起，你不找他，緣滅；找到是緣起，找不到是緣盡。走過的路，見過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緣，多行善業，緣聚自會相見。
郭剛堂喜歡這個結尾，很多次借宿禪院的夜晚，同樣的話，他聽過很多遍。
這麼多年，重新審視，郭剛堂跟自己說，也許該換個方式了。
那一路，郭剛堂目睹了100多起車禍，10多起當場死亡，其中騎摩托車的6個，都死掉了。
郭剛堂決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永遠的牽絆
回來之後，郭剛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張文革十幾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們會去散步，有更多時間陪孩子。
大病之後，家人給了郭剛堂更多曾經在意不到的牽絆。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這端安穩喜樂的時候，郭振的模樣總會浮現出來，一直是兩歲時的樣子，走路都不穩，搖搖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騎摩托車離家，卻放不下尋找郭振。
最近幾年，郭剛堂看到了網絡的力量。
2014年9月，奔波了兩年，天涯尋親協會成立，郭剛堂計劃建一個尋親網站，他希望每一個與親人失散的人，都能借助網絡的力量，儘早團聚。
在跟彭三源聊天中，郭剛堂講的最多的是在路上，曾經有那麼多人幫助他，如今他也開始幫助別人。彭三源認爲，這釋放善意的過程給了郭剛堂很大的慰藉。
當影院內燈光亮起，郭剛堂來不及收拾悲傷，就投入到涌過來的媒體採訪中。他說他知道，那是他的機會，也是郭振的機會。
在聊城，有媒體提要求，希望他能再騎上摩托，展現一下當年的鏡頭。
郭剛堂不願意，但他都照做了。
“有時候我知道，我就是在演。”郭剛堂說，如今再騎上摩托車，心情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但是如果這樣的鏡頭能讓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願意演。
郭振剛丟的那兩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微博)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當時的農民郭剛堂琢磨，要是湊上一兩百萬，讓陳佩斯、朱時茂說一下孩子的信息，也許郭振就找到了。
18年後，這個願望，由自己年輕時的偶像劉德華實現了。讓郭剛堂懊惱的是，電影宣傳方本來答應讓他協助電影宣傳，郭剛堂打算得很好，這樣可以跟全國觀衆說一下郭振的信息，也許電影上映着，郭振就回來了。
但是上映前三天，宣傳方告訴他不用去了，沒有理由。
採訪中郭剛堂請求，郭振的信息可不可以在報道中體現，雖然接受過的採訪不計其數，他還是希望記者們把信息再一次帶出去：郭振，現年20歲。1997年9月21日，2歲半的郭振在山東聊城開發區被拐。孩子左腳小腳趾和腳面之間有燙傷的疤痕，兩隻耳朵外側有明顯的尖尖。
對話
溫情只是人們
最願意相信的部分
那個明天至今沒來
新京報：這些年尋找，想起來最多的場景是什麼？
郭剛堂：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現。18年裏，在每個明天到來之前我都跟自己說，“也許明天，郭振就回來了”，但這個“明天”至今也沒來。
新京報：有媒體報道說你幫7個家庭找到了丟的孩子？
郭剛堂：那是2009年之前的數據，也是媒體這麼報，一個家庭能團圓，肯定不是一兩個人能完成的。這兩年我特別怕媒體問我，你幫多少人找到孩子了，沒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國那麼多丟孩子的家長，都來讓我幫忙找孩子，我有心無力。再有就是，那些養父養母們都恨死我了，覺得我破壞了他們的平靜。
新京報：你從來沒參加過別人全家團圓的場景？
郭剛堂：我不敢，有年一個大姐告訴我她家的DNA比對成功了，她找到兒子了，我拿着電話就哭了，我替那些團圓的家庭高興，也更希望，那個團圓的是我。
逼出人性最壞的一面
新京報：很多人因爲你的故事感動。
郭剛堂：這些年，很多人會說我是個偉大的父親，會把我擡得很高。但我一點也不偉大，我是無奈，也缺乏在磨難後立即重新開始生活的勇氣，所以纔有了那些年的經歷。
再有我很怕別人把尋找孩子的過程定義爲“溫情”，真的不是這樣，這個過程無比殘酷和現實。溫情，只是人們最願意相信的部分。
新京報：哪些殘酷的事？
郭剛堂：電影裏那個叫曾帥的孩子最終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擁而泣，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夢寐以求的場景。
但真實情況是，這種場景很少。我認識一對夫婦，歷盡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響孩子考大學，兩口子忍了將近兩年不去認孩子，高考結束，倆人在考場外等孩子，接下來大家想應該是個溫情的場景吧？
但不是，孩子的養父母來了，衝突就起來了，最後這個孩子幫着養父母打親爹親媽，這纔是現實。
新京報：是對人性的嚴酷考驗。
郭剛堂：對，嚴酷的考驗，人性最好和最壞的一面都會呈現出來。我碰到過一個失子的大姐，她看我天南地北的跑，就跟我說，兄弟啊你能不能幫我找孩子，我現在每年能掙一百來萬，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這也是現實。
還有的溫情要靠齷齪來支撐，有個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全中國都找瘋了，有次她跟我聊天，說剛丟孩子時，有騙子說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條件是跟他睡覺，這成了她一輩子的噩夢。一個母親，除了自己，什麼也付出不了了，這更不是什麼溫情。
“飛機脫離地面時感到輕鬆”
新京報：心裏壓的這些東西，怎麼發泄呢？
郭剛堂：早幾年，在大山裏騎摩托車，我會大聲喊。有時還會唱歌，我年輕時唱歌特別好，特別是在南方的時候，我最喜歡唱齊秦(微博)那首《北方的狼》，這就是發泄了。
新京報：這十幾年有沒有某個瞬間覺得輕鬆過？
郭剛堂：第一次坐飛機是2012年，從廣西到北京，參加節目錄制。我自己是坐不起飛機的。當飛機離開地面的一剎那，我是輕鬆的。地上的路看不到了，雲層慢慢出現，在機翼兩側，形狀像山，但感覺又特別的軟乎。那時候我就想，如果地上的路，也這麼好走，該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