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傳記，說到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瞭解。而作家若熱亞馬多是一個很很著名的小說家，他發表了二十多部長篇小說。下面分享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傳記！
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傳記1
若熱·亞馬多 （Jorge Amado，1912——2001），巴西著名小說家。發表過二十多部長篇小說，許多作品被譯成英、法、西、俄、德等文字，在世界廣爲流傳。
亞馬多出生在巴西巴伊亞州的伊列烏斯市，幼年時期曾在可可種植園中生活過，對巴西可可種植園的興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種植園中黑人和混血種工人的生活有較深的感性認識。
一九二四年，巴西共產黨領導的聖保羅起義遭到鎮壓，起義部隊不得不作戰略轉移。隊伍經過亞馬多的家鄉，對這位只有十三歲的少年以後的生活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開始思考着可可園中存在着的壓迫和被壓迫、窮與富以及愛與憎等種種現象。一九三○年，他隻身來到首都里約熱內盧，在那裏接觸到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參加了共產黨所領導的羣衆組織——民族解放同盟，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
亞馬多於一九三一年開始發表作品。由於參加進步的政治活動，他感到需要用文學去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他的創作生涯隨着他的政治活動起着變化，概括起來，可分爲三個階段
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巴西經歷了動盪的年代。在此期間，組織了反帝反封建的羣衆組織—民族解放同盟。不久舉行起義，成立了短暫的地方人民政權。起義被鎮壓之後，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亞馬多經歷了革命的風風雨雨，思想上比較成熟，在此期間，他幾乎每年出版一部小說，力圖真實地反映巴西社會的幾個側面，其中有反映巴伊亞州南部種植園工人生活的《可可（193），反映城市貧民生活的（汗珠）（194），以貧民窟中黑種人悲慘生活爲題材的《儒比亞巴》1935），寫漁民生活的《死海》（1936）以及描寫巴伊亞流浪兒童的《沙灘上的船長們》（1937）。作者本人認爲這幾本小說只不過是初學時的習作，其中只有《可可》本尚可算比較成功的作品
第二階段開始於一九三七年。這一年獨 裁者伐加斯發動政變，建立法西斯政權，鎮壓一切進步勢力。亞馬多的著作被列爲禁 書大量焚燬。亞馬多幾次被投入監獄之後，不得不於一九三八年流亡國外。在流亡國外期間是亞馬多文學創作的最旺盛時期。一九四二年在阿根廷寫完了傳奇性作品《希望的騎士》。主人公是巴西共產黨的總書記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書中描述了他發動起義和建立組織的經過故事情節發展到一九四二年，當時普列斯特斯尚在獄中。亞馬多說過：“我對我曾寫過《希望的騎土》一書感到驕傲…這本書也表明了我對普列斯特斯的尊重與敬仰。”
翌年，《無邊的土地》的出版轟動了拉丁美洲文壇。這部帶有史詩風格的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巴西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可可地帶大莊園主的興起，政府、法院的階級性，城鎮的出現，自由職業者的應運而生，外國勢力的侵入以及黑人、混血種工人的非人生活等等被作者括在作品中。通過兩家地主互相暗算搶奪林地的情節，把殘暴成性的地主、爲虎作倀的政客僞善的神父、寄人籬下的律師和記者、唯利是圖的外國商人，以及殺人賣命的流氓無產者描繪得淋漓盡致。用不長的篇幅勾畫了這麼多的人物正說明亞馬多的創作技巧的成熟。
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黃金果的土地》又名《聖·喬治·多斯伊地奧斯》更使亞馬多名聲大振。在這部小說中，作者的筆鋒從地主階級轉向以外國爲靠山的資本家，把他們操縱市場、巧取豪奪、最後成爲莊園主人的經過揭露無遺映了巴西從封建莊園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
一九四六年問世的《飢餓的道路》又名《紅色的種植地》反映了塞阿拉州的資本家侵吞莊園主的可可園的同時，把大批貧困農民趕出莊園，迫使他們扶老攜幼向南方遷移逃荒的慘景。這部作品與前兩部一起構成一套完整的史詩反映了巴西曆史的三個階段：封建時期、帝國主義勢力侵入時期與人民覺醒時期。因此被稱爲三部曲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亞馬多流亡在法國和捷克。一九五一年被選爲世界和平理事會成員，同年獲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亞馬多曾於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兩次訪問我國，對新中國的成就給子高度的讚揚
一九五六年，亞馬多參加了蘇共二十天，之後他對國際共運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許多思考。政治上的苦悶和彷徨影響到文學創作。於是他的創作生涯便進入了第三階段
亞馬多回到巴西之後所發表的主要作品有《加布裏埃拉》（1958）、《堂娜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1966）、《特雷莎巴蒂斯塔》（1973）和《鄉姑蒂埃塔（19m）。這些作品從題材到內容比以前都有了變化。作家雖然對受壓迫受凌辱的人們寄予同情，但主人公再不是那些農民和工人，而是妓女和流浪漢等城市中下層社會的人物。
亞馬多是一位地區性作家，他的小說大多以自己的`家鄉巴伊亞州爲背景他也被稱爲“平民作家”，因爲他的筆下大多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同時他也是位具有國際影響的作家。
亞馬多既繼承了巴西文學的通俗性，又打破了把巴西農村寫成田園詩的傳統。在外來影響方面，對亞馬多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高爾基，其次是狄更斯。他的創作受塞萬提斯小說風俗畫手法的某些影響也較明顯。所以說，亞馬多是位兼收幷蓄的作家。
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傳記2
提到巴西，自然就想起熱情快樂、桑巴狂歡、混血多元。但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巴西名片”正是從1940年代開始，隨着作家若熱·亞馬多（Jorge Amado）的作品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逐漸傳播開來。
“這些民族精神在上世紀初時還被認爲是腐化墮落的標誌。正是以亞馬多爲代表的一批巴西知識分子，將非洲影響作爲巴西民族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向世界展示出巴西種族融合的價值。有人還直接將巴西比作亞馬多筆下的混血女郎，認爲這個國家就是這樣自然、隨意、性感、快樂。”正在巴西訪學的北京大學青年學者樊星，通過郵件告訴第一財經。
近日，已故巴西國寶級作家、巴西文學院終身院士、屢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若熱·亞馬多的五部代表作，《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裏埃拉》、《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奇蹟之篷》、《無邊的土地》和《金卡斯的兩次死亡》由譯林出版社推出。樊星也是《奇蹟之篷》和《金卡斯的兩次死亡》的譯者。她說，巴西文學不同於中國讀者熟知的拉美魔幻文學，有自己的文學特質。
亞馬多生前三次來過中國，中文作品翻譯數量不遜於任何一位拉美作家。但國內讀者普遍感到他像巴西這個國家一樣遙遠而陌生，巴西文學在中國也近乎被以馬爾克斯爲代表的拉美文學遮蔽。
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投向奧運比賽時，關注隱匿於獎牌耀眼光環背後的巴西文學可謂最佳契機。
從記者到國民作家
亞馬多1912年生於巴西東北部城市巴伊亞州州府薩爾瓦多市。巴伊亞州在巴西曆史上非常重要，來自葡萄牙的冒險家第一次在這片新大陸上岸，並以此爲中心建立起巴西文明，被喻爲巴西文明的搖籃。樊星說，亞馬多的大量小說都是以巴伊亞州爲背景，“通過他的小說，你能看到一些巴西的真實情況。”
少年時代，亞馬多曾在可可種植園生活。他熟悉那些砍下原始森林巨樹，趕走美洲豹和怪獸後，用火焰、斧頭、鐮刀開拓出來的林地。人們種下可可樹，也埋葬了來植園“淘金”的上校、黑人殺手、農夫的生命。亞馬多此後的小說中，可可園是經常出現的場景。
1930年中學畢業後，亞馬多進入里約熱內盧大學攻讀法律。從那時起，他的寫作才華就像長成的可可樹一樣不斷結出繁盛又金黃的果實。1931年，亞馬多發表處女作《狂歡節之國》。同年，寫成以可可種植園農民的苦難生活爲題材的小說《可可》，一舉成名。遺憾的是，小說出版後隨即被當局禁止流傳。
樊星說，在上世紀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達70%，文學幾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階層纔會關注的話題。但20多歲的亞馬多卻憑藉《可可》、《死海》與《沙灘船長》等六部小說，迅速贏得了外省普通大衆的喜愛。
與此同時，他的作品開始走出巴西。首先是《儒比阿巴》（又譯《拳王的覺醒》）被翻譯到法國，這是巴西第一部真正以黑人爲主人公的文學作品。“在30年代的巴西是很難想象的一件事情。當時就有人質問這個毛頭小子是誰，憑什麼能在法國出書？”
和拉美文學巨匠加西亞·馬爾克斯、祕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一樣，亞馬多年輕時也做過記者。“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一代的巴西作家幾乎都做過記者。”樊星說。亞馬多所屬的同時代作家，是巴西最注重“紀實性”的作家團體，認爲文學的首要任務就是反思現實問題，推動社會改革。
49歲時，亞馬多在巴西文學院就任院士時發表了一次有名的演說。他將巴西文學傳統劃分爲以心理描寫見長的“私人小說”和反映國家歷史變遷的“社會小說”，其代表人物分別是馬查多·德·阿西斯與若澤·德·阿倫卡爾，表示自己就是阿倫卡爾的堅定追隨者。
亞馬多曾多次因參加進步政 治運動被捕入獄，被迫流亡國外十多年。1952年才得以回國，此後退出政黨，成爲職業作家。196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爲巴西名符其實的“國民作家”，他一生創作的30多部長篇和短篇小說中，有六部作品被改爲電影，作品印數曾達500萬冊，被譯成49種文字，在近60個國家出版，發行量高達2000萬冊。
巴西狂歡精神書寫者
亞馬多被譽巴西狂歡精神的終極書寫者，但他的文學思想歷經過轉型。
他曾說，最喜歡29歲時完成的小說《無邊的土地》，這是他第二部關於可可的小說。“我的根在這本書裏。它來自於創造了我的血脈；它裏面充滿了我嬰孩時期縈繞耳邊的陣陣槍響。”小說以史詩的筆法，表現了巴伊亞地區經開荒者的夢想、野心、愛情和死亡。這部書也是亞馬多早期現實主義風格的巔峯之作。
樊星評價亞馬多小說的特點是，成功地將反抗精神、左翼思潮、烏托邦理想與民俗傳統等元素雜糅起來，結合巴西東北部特有的歷史與社會現實，創造出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社會批判小說。
在完成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加布裏埃拉》後，亞馬多作品中更多集中在反應種族、宗教、文化融合，併成爲後期創作的核心，巴西文化的混血特色爲越來越多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所接受。
“諷刺幽默是亞馬多後期作品中的特點。在這一階段，也開始有意識地展現巴西人的狂歡精神了。”樊星說，以《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爲例，遊手好閒的第一任丈夫瓦迪尼奧是巴西狂歡精神的代表。第二任勤勤懇懇的藥劑師丈夫卻講求“各歸其位”，注重規則意識。最後女主角選擇與兩任丈夫共同生活，“這也反應了巴西社會等級制度與民主精神共存的常態。亞馬多作品中展現的巴西性格並不單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也一直將文學當作一種鬥爭工具，一直沒有放棄爲底層民衆發聲。”
不過，亞馬多的作品儘管在世界範圍內暢銷，巴西國內評論界始終有批評的聲音。“這種情況有點類似英國作家毛姆的遭遇。”譯林出版社一位文學編輯認爲。
“他對待文學批評的態度和毛姆很不一樣。”樊星說，亞馬多自視爲平民作家，而大多數文學批評家都身處精英階層，亞馬多對他們說的話根本不在乎，在創作上也絲毫不受影響。
樊星介紹，批評的聲音包括，早期部分文學創作中，爲了遵循社會現實主義的指導要求，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有時過於簡化，缺少內在的複雜性與心理深度；又比如在對社會衝突的表現上，亞馬多習慣於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姿態，歌頌貧窮，詩化苦難，用並不存在的烏托邦來弱化現實的殘酷。
還有雜糅的風格，也是他爲大多數批評家所詬病的原因之一。不過樊星認爲，這也成爲亞馬多小說一大特點。“二戰”後，東西方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都將他作爲巴西文學的代表予以翻譯、推介。“亞馬多似乎總有辦法滿足不同體制在不同時期的需要，在佔據暢銷書榜的同時傳播巴西文化，併成爲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共同的研究對象。”
非“拉美作家”羣體
亞馬多樂於助人，熱愛旅行，愛交朋友。在他的故鄉巴伊亞，有句話叫“滿滿的家”，他的朋友說，他家就是這樣的氛圍。
他是與中國結緣最深的巴西作家。早在1952年，亞馬多便應邀來過中國。三次中國之行，見過中國作家茅盾、艾青、郭沫若，還在巴西報刊上寫文章談在中國的見聞趣事。
學者滕威曾經統計，1949年到1999年，中國大陸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亞馬多的作品佔到了14部。中國讀者最早是由1950年代引入的《無邊的土地》，得以打開巴西文學窗口。他的作品也滿足了大多數國外讀者對於巴西的期待：熱情漂亮的混血女郎、樂天懶散的城鎮居民、狂歡節、桑巴舞、非洲宗教、甘蔗燒酒……
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中國讀者和作家中掀起一陣持久的魔幻現實主義狂潮。當時，藉着這股“文學大爆炸”，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拉美文學從書”，也就是從那時，博爾赫斯、略薩、富恩特斯、亞馬多等來自拉丁美洲的作家，再次出現在中國讀者的視野。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亞馬多和馬爾克斯他們在地理位置上都同屬拉丁美洲，實際上葡萄牙語寫作的巴西文學與西班牙語寫作的“拉美文學”並不一樣。將亞馬多歸入“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陣營，是不太準確的說法。
北京大學葡語系學者閔雪飛曾撰文指出，中國讀者熟悉的“拉美文學爆炸”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並沒有在巴西發生，“魔幻”在巴西文學中也幾近於無。在亞馬多《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中，也顯示出“魔幻”，但這是亞馬多對巴西土生宗教與坎東佈雷中得出的靈感。
令樊星遺憾的則是，多年來，亞馬多一直在小說中反覆談及他最爲看重的巴西理想“宗教自由、種族平等、性別解放”，這是亞馬多作品中最有價值的元素。然而，這一點也沒有引起國內評論界注意。加上巴西文學一直被“拉美文學”遮蔽，亞馬多對巴西身份的探討在國內也一直沒有引起重視。
2001年，亞馬多因心肌梗塞在家鄉一家醫院逝世，終年88歲。在《金卡斯的兩次死亡》中，作家寫到，死亡用缺席的手法將過去污點抹去，死者留下的記憶如鑽石般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