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個名叫奧斯特里茨的地方，爆發了一場有16萬軍隊參加的戰略性會戰。經過這一仗，拿破崙徹底粉碎了俄奧聯軍的進攻，法蘭西帝國依然巍然屹立着。
90年後，在美國羅德島海軍學院的講臺上，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軍戰略講師正侃侃而談：
“拿破崙戰爭證明，大規模會戰是決定陸上戰爭勝負的最有效手段。那麼海戰呢？同樣需要這種傾其軍力的會戰，惟有如此，才能奪取制海權！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一個‘海上的奧斯特里茨’！”
馬漢的聲音不高，但卻震動了世界。“海上的奧斯特里茨”成爲穿着不同國家軍服的海軍元帥、海軍上將們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標。又過了21年，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馬漢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不過，這壯觀的會戰不是發生在其理論的誕生地美國海域，而是在歐洲北海的一角，一個名聲並不十分響亮的地點——日德蘭。就是因爲這場會戰，使日德蘭的名字永垂史冊，也使馬漢的理論開始廣爲人知。
起源於海洋文明的西方國家很早就重視海洋的意義，20xx多年前的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說：“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幾百年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乃至今天的美國在世界上的優勢力量都是以海權爲基礎的。
阿爾弗雷德·馬漢（1840—1914）是美國曆史學家、海軍軍官。他發現，人類在海上的機動性超過了陸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國長期稱霸世界的歷史後，於1890年出版了《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提出了“海洋中心”說。馬漢認爲，商船隊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基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制海洋，誰就能成爲世界強國；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強大的海軍和足夠的海軍基地，以確保對世界重要戰略海道的控制；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羣島和巴拿馬地峽；海軍威力=力量+位置，海軍必須以“集中”爲戰略法則，同時要重視“海上交通線”、“中央位置”和“內線”；海軍必須積極出擊，不能消極防禦。馬漢的《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在美國再版了30多次，並在全世界廣泛流傳。馬漢也被後人公認爲是海權論的鼻祖。他的突出貢獻尤其在於對海權這一概念的創建和廓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價值，對當時的世界和後世歷史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馬漢是一個順應時代而起又推動了時代發展的偉人。
馬漢的有關海權的理論著作有20多部。馬漢認爲，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家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美國應與有共同血緣關係的英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馬漢明確表示，他的海權論是要爲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並公開稱“強權即公理”。馬漢曾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海軍顧問，他的理論成了美國海軍發展和海上擴張的理論根據。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軍法案》，美國開始大規模發展海軍。19世紀最後10年，美國的海軍實力由世界第12位躍升爲第3位，僅次於英、法兩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當作自己的“內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海外仍有700多個軍事基地，4個作戰艦隊，13個航空mu艦戰鬥羣，各型艦艇468艘。
鑑於馬漢對美國海軍戰略的重要影響，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說：馬漢是“美國生活中最偉大、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強大的海權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基礎，馬漢的海權思想仍然深深影響着美國和世界許多政治家和軍事家。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大國用於海軍建設的開支佔國防開支的比例很大，美國爲30%，英國、日本23%，法國14%，意大利13%，德國12%。海軍如此被重視，歸根結底，不得不歸功於馬漢海權論的開山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