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6次參加世錦賽，7次參加奧運會，奧柯桑娜·丘索維金娜又回到奧運會了。這名烏茲別克斯坦母親爲了賺錢治療身患白血病兒子而不斷參加國際體操比賽的故事路人皆知，一句“你未痊癒，我不敢老”也曾感動過無數人。如今，她的兒子已經基本康復，在保留德國國籍的情況下，她重新迴歸烏茲別克斯坦，並在此次里約奧運會上爲烏茲別克斯坦參賽。
2007年底，俄羅斯資深記者安德烈·萬捷科（Андрей Ванденко）曾專訪過丘索維金娜，並將文章發表在蘇聯體育報網站。讓我們進入丘索維金娜的內心世界。
我出生、成長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6歲的時候哥哥帶我去了體操班。我很快就成爲了思維特蘭娜·庫茲涅措娃學生，她擔任我的教練長達20年，將我培養成一個職業運動員。1991年我代表蘇聯參加了世錦賽，代表獨聯體才加了巴塞羅那奧運會，而蘇聯解體以後，我自然而然地成爲了烏茲別克斯坦的運動員。1997年，我的跟腱撕裂，並有一個半賽季無法參賽。於是我決定和我的丈夫，參加過三次奧運會的拳擊運動員庫爾巴諾夫一起利用這個“空窗期”，生下一個孩子。
1999年11月阿里舍爾出生。我當時真的決定，結束體操生涯了。但後來我去熟悉的運動館的看了一眼，就想要在生完孩子以後迅速恢復，重返賽場。我已經習慣了苗條、緊緻的自己，但當時鏡子裏的自己讓我感到非常羞愧。總之，我又開始訓練了，而且不知不覺回到了競技場上。當阿里舍爾剛滿4個月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參賽了。2002年9月，我和丈夫一起去了韓國釜山，在那裏舉辦的亞運會上，我和丈夫都參賽了，我爲烏茲別克斯坦隊贏得了兩塊金牌。在飛回塔什干之前我給家裏打電話，想和我日思夜想的阿里舍爾分享我的喜悅，但卻得到一個消息：阿里舍爾病了。好像是肺炎，但並不嚴重。
那時由於我和丈夫兩人都在釜山，阿里舍爾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後來說，阿里舍爾的情況突然惡化，開始咳血，真的就像噴泉一樣。她叫了急救車。醫生來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就一通亂忙活，在孩子身邊手忙腳亂，跑來跑去。最後，看來是司機最有醫療經驗，是他開着車拉着阿里舍爾去了輸血研究所。
特別幸運的是，那天血液中心有一個值班的教授，他原來是從列寧格勒醫學院畢業的，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給阿里舍爾做了檢查，並起了疑心。他一言不發地就帶着孩子去做穿刺了。準確地說沒有父母的書面同意他不能這樣做。但我們相隔千里，時間寶貴。診斷結果是，阿里舍爾有白血病。
當時我從機場直奔醫院。聽到診斷結果後腿都軟了，覺得自己幾乎失去了意識，栽倒在地。醫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並盡力安慰我。他說，阿里舍爾的病還處於早期，如果儘快採取措施，還可以遏制病情發展。首先爲了提高他的血紅蛋白指數，阿里舍爾需要輸血。當兒子住院的時候，診斷書上顯示指數只有20，而正常的指數是150。
當時孩子瀕臨死亡，一隻腳已經踏進了鬼門關。輸血稍稍緩解了情況，但無法徹底停止病情惡化。醫生解釋說：要找到解決方案可能要花上一個月，如果不開始化療，孩子可能就會死。
後來我們去過塔什干的一個治療白血病的醫院。醫生說，六個孩子中可能有一個能存活，而當時和阿里舍爾一起治療的，沒有一個活下來。在烏茲別克斯坦，沒有兒童腫瘤科，孩子第一週是在輸血中心住院，但實際上輸血中心是不能收治此類病人的。正常醫院該有的條件那裏根本沒有，真是一言難盡。詳細點兒說就是，輸液瓶掛在拖把頭上，所有人都用一個公共廁所——男人，女人和孩子。
角落裏對着成山的漂白粉——就用那個消毒。孩子在輸血，桌子上還有老大的蟑螂跑來跑去……一次性注射器也沒有，除非你自己帶。一般的針頭煮一煮就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十次。但是我們的醫生非常好，他用很細的導管給阿里舍爾注射，後來就連德國的醫生都對他做出的工作很驚訝。那是醫院裏唯一一根導管，是我們找路子弄來的，我們竭盡全力保證不要丟了上面的塑料閥，不然就要整個丟掉了。後來我們去德國的時候看到，那裏導管堆成山。用完一次就扔了，而我們不得不把唯一的導管當眼珠子一樣捧着。我記得，當時我坐在德國診所裏想着那些因爲基本醫療設備短缺而死去的人們。太可怕了！
此外醫療費用真的非常昂貴。在阿里舍爾被確診白血病的頭幾個月我們幾乎花光了畢生積蓄。賣掉了塔什干的四套房子，兩輛車，但還是捉襟見肘。我們賣房子得了六千美元，而光化療用的膠囊就要三千歐元。房子肯定是賣便宜了，因爲當時我們等不起，就挑一個最好的買家賣掉了。他說多少錢我們都同意。房子幾乎白送，我們也是很傷心的'，要知道我父母工作了一生就爲了得到這套房子。
當時烏茲別克斯坦承諾給亞運會冠軍獎金，一塊金牌獎勵五千美金。我在2002年釜山亞運會拿了兩塊金牌和銀牌，怎麼說至少也能拿到一萬美元。但我一分錢也沒拿到。我不願意讓別人覺得，好像丘索維金娜好像在訴苦。但剛好我那時非常需要錢，因爲阿里舍爾剛查出白血病。2003年世界錦標賽後歷史重演，我又拿了金牌，但還是沒有獎金。要知道在這之前烏茲別克斯坦從來沒有贏過世界錦標賽。
一開始還有人跟我說：“奧柯桑娜，有什麼困難就說，別害羞。”當我確定參賽後，“煮熟的鴨子”就飛了。總是這樣，就像檸檬一樣，把你擠幹了就扔了。試圖撼動政府是沒用的。烏茲別克斯坦體操協會倒是給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寫了信，卡里莫夫讓兩個公司給我轉錢。但是要等到錢來，我兒子可能早就死了。第一個管錢的部門不理會國家首腦的命令，怎麼也不肯轉錢，第二個管錢的部門一年後才匯來了一萬五千美元。阿里舍爾那時候已經轉院了。
從塔什干醫院出來後，我們去過莫斯科。莫斯科的醫院情況要好很多，但那些有錢和有關係的人都把孩子送去科隆，也就是後來阿里舍爾治病的地方。
我從1996年開始就開始爲德國體操俱樂部比賽。一次比賽能有一千歐元的收入，一個賽季能有四千歐元。報酬，老實說，不算多，畢竟我們不是足球運動員。但我們總是用一句老話安慰自己：錢不等於幸福。但正是科隆俱樂部救了阿里舍爾的命。
當我明白，在家等待幫助是沒用的時候，就開始想着摔倒的人爬起來以後該去哪裏。我不覺得絕望，是覺得一定能找到辦法。2003年，通過幾個德國朋友我拿到了兒童白血病診所的地址。我把阿里舍爾留在莫斯科，搭上第一趟飛往德國的飛機。在柏林給醫生看了診斷書。醫生確認了診斷。診所還有空牀位，但治療需要12萬歐元，我連一半都湊不上。這時我的德國俱樂部爲我做了擔保。我甚至沒有來得及問他們。他們就對我說：”奧柯桑娜，你的兒子有困難，也就意味着我們有義務幫他。”我到德國後不到一個月，阿里舍爾就已經在德國治療了。
12萬歐元，就算我參加比賽到死也還不完。德國人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媒體也開始爲阿里舍爾籌款。在新年之前，許多當地電視臺來醫院採訪，給我兒子拍短片，並公開了一個銀行捐款賬戶。在比賽時俱樂部經理宣佈，所有給我捐款的觀衆，無論捐多少，都能享受優惠。俱樂部還給我們在科隆租了房子併爲我們付房租。半年以後我辦下了德國的工作簽證，買了醫療保險，這樣阿里舍爾的藥品就免費了。這簡直拯救了我們。
但2003年我被烏茲別克斯坦禁止去德國，雖然我2002年底纔剛剛爲烏茲別克斯坦贏得了一個世界冠軍，照理應該得到理解。但不，不斷有人對我說，我要捍衛祖國的榮譽。我試圖解釋，除了孩子的健康我別的什麼都不在乎，我兒子命懸一線。當時還有人指控我缺乏愛國主義，自私自利，還有種種其他罪名。烏茲別克斯坦體操協會召開了會議，號召所有人投票反對我離開。其中一個代表甚至說我早就想移民了，這次是利用了孩子的病。如果他敢在我面前這麼說，我一定會朝他開槍，或者掐死他。我們的人民不會爲他人着想，只爲自己的利益考慮。
在參會者中還有我曾經的教練思維特蘭娜·庫茲涅措娃，她也拒絕站在我這邊。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2002年她作爲教練陪我一起飛去了德國，但很快就返回了，理由是她家人都在塔什干。我說：“對不起，我的家人都在科隆，兒子在科隆的醫院裏，我一步也不會離開他。”後來也有很多人討論我的“變節”。都說我的行爲是不光彩的，丟下培養自己那麼多年的教練，突然跑去德國。就好像我跑去競爭對手那裏，不是爲了救我的孩子！庫茲涅措娃也有兒子、女兒和孫女。我說過：“思維特蘭娜，您自己也是母親，奶奶，想想如果您站在我的位置上會怎麼做。”但她沒聽進去，我非常痛苦也非常生氣。後來我在奧運會上又碰到了她，這是命運的捉弄。庫茲涅措娃是當時跳馬比賽的評委。我們當時甚至一句話也沒說，打了個招呼，就像不太熟的人，就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了。我不是個記仇的人。重要的是兒子能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