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記得20xx年的崔永元，是因爲他在抑鬱症與失眠的困擾中突然離開了《實話實說》。
“當時做《實話實說》非常偶然，他們找不到好人。我比他們找到的人多少強一點，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記者剖析他剛開始主持《實話實說》時的心態。
不過後來，他開始發現，“我要和好人告別了。因爲當你在場面上做事，你必然要應對或者應付。你得知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你得會寫報告，你得會回答你的上級、你的同級、你的對手的質問。我發現我的爲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
也就在20xx年，他開始籌劃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醫生說你喜歡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他想到了電影，還有歷史。
隨後在央視播了5年半的`《電影傳奇》，是從小癡迷電影的崔永元轉向口述歷史採集者的開始。“爲了做節目，需要採訪老藝術家。很快，兩三個月後我們就覺得原來的採訪方式不行了。我們當時很功利，這個導演拍過哪幾部電影，演員演過什麼，夠節目用就行了。但是他們坐在攝像機前實際上滔滔不絕，講很多與電影相關或者無關、完全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事情，特別打動我們，我們忽然覺得其實它是歷史，而且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電影的歷史，它是人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歷史。”崔永元讓老人們撒開了講，講他所經歷的時代，歷史事件，以及風暴，“我們開始學習口述歷史蒐集的方法、分類、考證方式，整個團隊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深坑，本來5塊錢能幹成的事，一下變成5000塊錢了。”
8年後的今天，他們已經採訪了3500個人，其中大部分年齡超過了80歲，90歲、100歲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和紀錄影像分別都超過了200萬分鍾，歷史老照片也超過300萬張——數字還在不斷更新，因爲採訪每天都在繼續。
這些事情當然不都是由他一個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個公司，叫“清澈泉”，原來是在央視的體制下做“製播分離”的嘗試，做了《我的長征》、《小崔說事》，漸漸地整個重心都轉向了口述歷史採集、整理。
“從20xx年到現在，花了一億兩千萬，沒有花國家一分錢，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團隊厚着臉皮籌來的。”儘管這樣，他們的團隊自4月份開始就停發工資了。他們的錢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實體的資料室與在線的數據庫上。爲了長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資料都要數據化，“這些資料不僅是對我們有用，未來的研究者、歷史愛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個口述歷史博物館，人們登記證件便能進館查詢、借閱，“學生們能寫出很好的論文”。
崔永元和他的團隊做了很多似乎應該由研究所來做的事情：從日本蒐集各種侵華戰爭時期出版的老畫冊;重金從美國購回50分鐘的滇西抗戰影像;一些重要的歷史親歷者，他們願意花一兩年時間去說服他接受採訪，即使這些資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夠公開。
崔永元把他們做的事比喻成“給後人留下一個千百年後還能跟先人內心對話的機會”，“于丹的《論語》心得爲什麼火?是因爲沒有孔子的採訪。如果《見證·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採訪，誰還聽《論語》心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