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人當了11年的職業記者，終於有機會站在燈光下，成爲一名節目主持人。可是，第一次錄節目的經歷，卻讓他十分尷尬和沮喪。
在節目錄制開始前，他做了充足的準備，精心挑選了西褲、襯衫、毛衣，並站在化妝間的鏡子前，把衣服弄得整整齊齊。
眼瞅着，現場錄製很快就要正式進行。這個年輕人再一次深吸一口氣，使自己的心態放輕鬆。然後，他信心滿滿地走進了演播廳，那個他一直憧憬的地方。
節目前奏響起，燈光師追着他的身影，令人着迷的燈光一路照着他出場，現場觀衆也很給力，大叫着齊聲歡呼。這個年輕人很有風度，上前和觀衆一一握手，並由衷地表示：“你好，你好，歡迎你。”
錄製正式開始，年輕人心中早就準備好一套串詞，對於接下來的環節，他胸有成竹。他甚至考慮，一上場先念一首詩，再來一副對聯，然後整幾個排比句，緊接着再整幾個歇後語。如此一來，節目氣氛很快就會上來的。
一開始，一切都按他所預設的在進行。可是，他的耳朵裏突然鑽進一句話，觀衆席中有人隨口說了一句：“這孫子是幹什麼的?”
儘管這聲音不大，現場的嘈雜之音也掩蓋了不少，但年輕人還是捕捉到了;而且，在他聽來，這句話太刺耳了。
受這句話刺激，他的大腦瞬間一片空白，原來想好的串詞，一下子全部亂了套，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可是，電視節目總得繼續錄製，不可能因爲這個插曲爲他再來一次。因此，他只好死馬當活馬醫，糊里糊塗、毫無狀態地撐到最後。至於在節目中說了些什麼，他怎麼都想不起來。
第一次上節目就遭此“不測”，年輕人的沮喪可想而知。可是，11年的記者經歷告訴他，切不可因此對主持人這個新角色產生畏懼。
從哪裏跌倒，就要從哪裏爬起來。他這樣告誡自己，並堅信功夫不負有心人，只要努力再努力，電視演播廳一定有一塊他的立足之處。
後來，經過認真分析，他嘗試着放棄多數主持人的傳統風格，以一個記者的姿態，虛心地採訪別人，認真傾聽別人的本真講述。孰料，這樣的形式和風格，很快就贏得大批忠實觀衆。相較於見得多、用得濫的那種中規中矩的傳統主持，人們更喜歡這個年輕人自然、樸實中透露出的吸引力。
他就是被觀衆譽爲“平民主持人”的崔永元。
“這孫子是幹什麼的?”遭遇這句質疑時，我們會怎樣應對?有的人會惱怒不堪，從此忌諱這個話題;有的人會落下心理障礙，一旦再遇此類狀況，便有深深的挫敗感襲來;還有的人，會自此一蹶不振，給自己牢牢貼上“我不行”的標籤。
事實上，這句話原本並不是那麼灰色，如果我們能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笑着和它揮手告別，像崔永元一樣從中汲取教訓，走好後面的路，它也可以是斑斕多姿的。
關鍵的是，我們要主動揮起那隻告別痛苦的手。
有一次，楊瀾採訪崔永元，問他曾經遇到過的最大的誘惑是什麼。崔永元直截了當地說：“錢，走穴。有人讓我給一個樓盤剪綵，最高價開到了剪一次50萬元。”
楊瀾繼續刨根問底：“那你爲什麼沒去呢？”
崔永元說：“我害怕我抵禦不住誘惑。我是一個沒法控制自己的人，所以，一旦我愛上了剪綵，就誰都攔不住我了。要避免這種狀況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別沾這個事。今天坐在你面前，我如實地告訴你，我還是非常愛錢的，真的，我只是不敢用這種方式去賺錢。”
在北京7月21日晚的暴雨中，京港澳高速北京豐臺區南宮鎮一路段橋樑出現積水險情，最深積水達6米，170多名路人被困，情況十分危急。附近河西再生水廠的150多名農民工兄弟用30個救生圈、麻繩將170多名危在旦夕的羣衆全部救出。爲表示感謝，獲救者自發湊錢近萬元向農民工表示感謝，但被拒絕。“該怎麼向他們表示敬意？”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首先在微博上發出呼籲：“應該請這羣農民工兄弟吃頓飯，他們是最平凡的一羣人，卻是最偉大的一羣人，也是暴雨中最可愛的人！”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央視主持人崔永元的響應：“我請！我請他們吃頓飯，以表達敬意！本次飯局接頭暗號：危難當頭你伸手，表示尊敬敬杯酒。”
在網友推動下，這羣農民工和崔永元取得聯繫並接受了邀請。之後幾天，崔永元專心籌劃這件事，最終將飯店定在離河西再生水廠只有10分鐘車程的“京西南宮賓館”。崔永元說：“這個飯店雖然偏僻，但很乾淨，離農民工兄弟住的地方也很近，來回都方便。”
7月30日下午，飯店門口早早掛起條幅，“向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中參加救援的農民工兄弟致敬”。崔永元在4點就早早到達現場，“這次請農民工兄弟吃飯，當然要早到。”他解釋說。
晚6時，活動正式開始，在崔永元的提議下，現場所有人全部起立，向在“7·21”暴雨中遇難的市民致哀。然後，崔永元催着大家趕緊吃飯，“不要讓熱菜也變成了涼菜，今天你們的任務就是吃飯”。
歌唱家韓紅也帶着感冒來到現場爲英雄的農民工獻歌。“本來說今兒這頓飯我來請，我掙錢比小崔多，他非要請，我就爲大家獻幾首歌以表敬意。”
韓紅的嗓子一亮，臺下的農民工就放下碗筷拍手叫好。一曲歌罷，韓紅又與大家合唱了《美麗的神話》。她還以水代酒，敬農民工一杯，“祝願你們扎西得勒”。
飯局上，崔永元多次對現場的農民工表達感謝：“你們做到了一個有良知的公民應該做的事，我代表北京市民感謝你們。”說完這句話，崔永元向在座的154名農民工兄弟深深鞠躬，並與韓紅一起將寫有“危難當頭你伸手，表示尊敬敬杯酒”的錦旗敬獻給他們，“感謝農民工兄弟，你們爲所有人做出了榜樣”。
18桌人，崔永元一桌桌從頭敬到尾，65名江蘇人、56名四川人，還有山東人、河北人……崔永元在不同方言的行酒令下，一杯杯地喝下去，不勝酒力的他，最後喝得有點高了。
“這頓飯挺不錯的，作爲普通人，哪裏能現場聽韓紅的歌，跟小崔喝酒呢？”四川籍農民工陳小偉說，“不過，救人是我們應該做的，換作誰都會這麼做的。”
晚上8時許，這頓不同尋常的飯局結束，崔永元掏出自己的卡結賬。飯店老闆受到感染，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崔永元共花去14400元。接着，崔永元又與大家一起合影，然後用一貫的幽默口吻說：“讓農民工兄弟先走！”
聞訊而來的媒體問崔永元：“您爲什麼想到請農民工吃飯？”崔永元說：“我覺得有必要請這些農民工兄弟吃頓飯，這不僅僅是爲感謝他們救出那麼多條人命，也是對這種捨身救人行爲的一種鼓勵。”
對於記者“有人認爲您請農民工吃飯是一種作秀，對此您怎麼看”的問題，崔永元直言不諱：“我做我的慈善，誰願意說什麼隨他們的便。也許我們不能每次都請農民工吃飯，但我們需要關注他們，哪怕只是一句表揚的話，也讓他們感到溫暖。”
媒體如此評價：如果硬要說成是秀，這樣的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樣的秀，是感恩，是一種不計回報的高貴。崔永元替天下所有還相信人間自有善意的人們向農民工兄弟們真誠地倒上三杯酒，第一杯，敬老天爺和掌管城市水道建設的人，祈求他們保佑風調雨順，平步不再成海；第二杯，敬在城市內澇中消失的人們，告慰他們心有不甘的靈魂；第三杯，敬所有與農民工打交道的人，請他們用平靜的眼光，平等地看待他們的同類，用心靈而不是用鼻子和眼睛，去感受他們身邊這些默默爲城市奉獻着的樸實的人們。
央視名嘴崔永元，向來以“冷峻而不失幽默，詼諧而意蘊深長”的語言風格著稱。20xx年底，在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的婚禮上，他臨時客串的一番脫口秀，更是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把現場氣氛推向高潮，連新郎官周立波都大呼：這小崔，真是太給力了！
製造誤會施挑逗
崔永元：（上場）其實我本來沒有接到邀請，我是自己硬要跑來的，因爲我從小就崇拜周立波，我是看他的書長大的。
周立波：（驚訝）噢，是這樣的崔哥，你呢，可以調侃我，但是不能調戲我，說從小看我的書長大的？
崔永元：你看，你的代表作兩部嘛，一部是《暴風驟雨》，一部是《山鄉鉅變》（老作家周立波的作品）（周插語：還有《湘江之夜》）。我還納悶：周老先生怎麼身體這麼好，又結婚了。來了之後才發現是這個周立波。這個周立波也了不得，他一年一個人創造的產值就是一億五千萬，也就是說利潤也是一億五千萬。
周立波：（無奈地笑）
明知此立波非彼立波，崔永元卻揣着明白裝糊塗，硬是把這不同時代的兩位聯繫到一起“看周立波書長大的”，“身體還這麼好”，“又結婚了”，然後“才發現”搞錯了。一上場，崔永元便施展其高超的語言挑逗功夫，一“恍”一“悟”之中，把周立波逗得一愣一愣的，現場嘉賓也被“忽悠”得笑聲連連，興趣盎然。
崔永元故意誤解，製造誤會，一番挑逗不僅營造愉悅的婚宴氣氛，又通過兩個周立波的比較，不留痕跡地把話題拉到對身邊這位“年創一億五千萬”周立波的“吹捧”，既製造了快樂，卻又不離譽美新郎官這一婚禮主題，看似信口取樂，卻非信馬由繮，着實巧妙。
“強詞奪理”撥是非
崔永元：這次來我還聽說，你和錢文忠教授是初中同學。錢文忠，就是復旦大學很了不起的錢教授。因爲這事，我也特別崇拜你們的老師，因爲事實證明——什麼樣的人，正也好，邪也罷，她都能培養出來。（人們笑）
周立波：（苦笑）其實我們差兩屆，我們有過同一個語文老師，不過她很早就退休了，今天她也來吃喜酒了。
崔永元：就是說，在教過你們兩個之後，這位老師不到退休年齡就退休了？估計不是氣的，就是累的。（全場大笑。）
周立波：（攤開雙手，做無辜狀。）
挑逗完畢，崔永元又開始“搬弄”起是非。他戲謔周的老師“什麼樣的人都能培養”，用錢文忠教授之“正”，“數落”起周立波身上的“邪”；然後再故意裝出疑惑，曲解老師的提前退休，臆斷她退休的原因是被“氣”或“累”的，意在“責怪”周立波上學時定然“頑劣成性”。一番強詞奪理的胡攪是非，集貶損、責怪和調笑於一體，搞得一旁的周立波像受氣的孩子，兩人的默契更是引發了人們的歡笑。
崔永元這番撥弄是非的“貶損”，不僅爲了讓人笑，其實是“寓褒於貶中”，大家想想：周立波身上的“邪氣、頑劣氣、油氣”，不正是他創建“融各派冷麪滑稽於一體，又不失人文才情的調侃和嘲諷”的海派清口所必需的“才氣”嗎？
明毀實譽造爭端
崔永元：胡潔，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口頭上表示，要嫁給周立波，所以你是最幸福的女人。而且，這個婚禮也很特別，這是我參加過的第一場披着慈善外衣的婚禮！（全場大笑）
周立波：小崔這麼說很體現他的風度，其實我們不光披着慈善的外衣，（掀起領帶和西裝背心）我們還穿着慈善的內衣！
崔永元：（笑）昨天晚上我聽說你的婚禮會有很多捐款，那這些捐款用來幹啥？後來我一想，哦，一定是用於老百姓的保障性住房呢！後來一想不用啊，要幹這個事周立波只要發一條微博就行了，這造房子的一車一車的板磚就都有了。
周立波：我聽懂你的意思了，只要我發一條微博，20分鐘之內網友4萬塊板磚就能砸過來。
“口頭表示”其實心裏未必這樣想，“披着慈善”那麼內裏也許別有用心，一條微博就會引來無數“磚襲”，崔永元又開始詆譭起新郎官來。搞得周立波又是掀背心“正名”，又是討好打圓場，一個拼命造謠，一個忙着闢謠，話題不斷，笑料迭生。
崔永元的詆譭可不只是爲了博人一笑，你想呀：一個一條微博就能在20分鐘裏引來4萬條評議的人，非一般人能爲，肯定是有極強影響力的人；一個要捐出所有禮金，把婚禮融入慈善因素的人，真心而爲也好，譁衆取寵也罷，但他一定是個內心有愛的人！崔永元是在明毀實譽呀。
幽默出智慧。在周立波的婚禮上，崔永元的脫口秀運用“挑撥離間”之術，話題不斷，笑料不斷，卻又始終不離正題，贊從損出、褒從貶出、譽從毀出，向人們再次展示了他機智、幽默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在某些場合，如果你要製造笑料，營造愉悅氣氛，不妨也學一學。
說人到中年，因爲看的事、經歷的事多了，就會變得小心謹慎，明哲保身。但是這一點用在崔永元身上一點也不合適。明明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但是離開了中央電視臺，在傳媒大學做起老師的他，卻變得更加隨性甚至任性起來。經常在網上可以看到他對某些人叫板，成爲輿論風口浪尖中的人物。有人說他“個性”，有人說他“任性”，有人說他“張狂”，有人說他“俠義”。是什麼讓他頻頻拍案而起？又是什麼讓他倍感嘆息？
崔永元認爲，知識分子分三類，有拍案而起的，有潔身自好的，還有隨波逐流的。他覺得從現在的網絡上看，後兩類很多，願意拍案而起的少之又少。他坦言，自己不會選第三類，但第二類，儘管別人覺得可以選，但他不甘心。他說這種選擇不是下棋，這樣贏不了，就換另一種定式，攻不行，就用西西里防守，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它跟一個人從小受教育形成的態度有關係。他受教育的過程中，就老是有責任感，老是覺得這國家是我們的，這個社會是我們的，我們要愛這個民族，愛這個民族的文化。
崔永元過去在人們心中是人見人愛的鄰家大哥形象。然而近些年，他因爲“轉基因事件”、“鄉村教師培訓計劃”、“二人轉紛爭”等，頻頻拍案而起與人叫板的形象，大大顛覆了過往人們對他的印象。當被問及“你怎麼看待自己的形象？這是一種犧牲和代價嗎？”他表示：“我要在乎這個，早不這樣了。那時候那麼多人喜歡你，男女老少見着你，都想親你一下，摸一下你腦袋，可我又不是個玩偶，我用不着這個。如果大家過去欣賞我，不是因爲我有社會責任感，那隻能說明你欣賞錯了。現在無論我用多麼野蠻的方式，我也依然是在表現我的社會責任感，不管我鬧成什麼樣，我沒有爲自己爭什麼，我還是在維護公共利益。”
崔永元從事公益活動十多年，他認爲，中國的慈善還很不專業，國人對於慈善的概念仍非常粗淺，比如很多人不認爲他現在做的口述歷史是一種公益慈善，相較於歐美國家對於口述歷史的重視，這種觀點已經是落後的。20xx年12月，由《中國慈善家》雜誌評出的“20xx中國慈善名人榜”中，崔永元榮登榜首。在頒獎典禮上，崔永元就表示“我們投身公益慈善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最急迫的不是基金會幹了什麼，而是爲大衆普及公益慈善的觀念，這是當務之急”。
雖然崔永元的觀點不一定周全，他說的話也不一定中聽，但是他敢於亮出自己的觀點，這是難能可貴的。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推崇的君子是要敏於行而訥於言，而在網絡時代，君子不僅要敏於行，也要善於言。就讓崔永元以他獨特的方式，繼續實話實說吧。
人們記得20xx年的崔永元，是因爲他在抑鬱症與失眠的困擾中突然離開了《實話實說》。
“當時做《實話實說》非常偶然，他們找不到好人。我比他們找到的人多少強一點，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記者剖析他剛開始主持《實話實說》時的心態。
不過後來，他開始發現，“我要和好人告別了。因爲當你在場面上做事，你必然要應對或者應付。你得知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你得會寫報告，你得會回答你的上級、你的.同級、你的對手的質問。我發現我的爲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
也就在20xx年，他開始籌劃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醫生說你喜歡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他想到了電影，還有歷史。
隨後在央視播了5年半的《電影傳奇》，是從小癡迷電影的崔永元轉向口述歷史採集者的開始。“爲了做節目，需要採訪老藝術家。很快，兩三個月後我們就覺得原來的採訪方式不行了。我們當時很功利，這個導演拍過哪幾部電影，演員演過什麼，夠節目用就行了。但是他們坐在攝像機前實際上滔滔不絕，講很多與電影相關或者無關、完全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事情，特別打動我們，我們忽然覺得其實它是歷史，而且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電影的歷史，它是人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歷史。”崔永元讓老人們撒開了講，講他所經歷的時代，歷史事件，以及風暴，“我們開始學習口述歷史蒐集的方法、分類、考證方式，整個團隊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深坑，本來5塊錢能幹成的事，一下變成5000塊錢了。”
8年後的今天，他們已經採訪了3500個人，其中大部分年齡超過了80歲，90歲、100歲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和紀錄影像分別都超過了200萬分鍾，歷史老照片也超過300萬張——數字還在不斷更新，因爲採訪每天都在繼續。
這些事情當然不都是由他一個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個公司，叫“清澈泉”，原來是在央視的體制下做“製播分離”的嘗試，做了《我的長征》、《小崔說事》，漸漸地整個重心都轉向了口述歷史採集、整理。
“從20xx年到現在，花了一億兩千萬，沒有花國家一分錢，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團隊厚着臉皮籌來的。”儘管這樣，他們的團隊自4月份開始就停發工資了。他們的錢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實體的資料室與在線的數據庫上。爲了長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資料都要數據化，“這些資料不僅是對我們有用，未來的研究者、歷史愛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個口述歷史博物館，人們登記證件便能進館查詢、借閱，“學生們能寫出很好的論文”。
崔永元和他的團隊做了很多似乎應該由研究所來做的事情：從日本蒐集各種侵華戰爭時期出版的老畫冊;重金從美國購回50分鐘的滇西抗戰影像;一些重要的歷史親歷者，他們願意花一兩年時間去說服他接受採訪，即使這些資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夠公開。
崔永元把他們做的事比喻成“給後人留下一個千百年後還能跟先人內心對話的機會”，“于丹的《論語》心得爲什麼火?是因爲沒有孔子的採訪。如果《見證·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採訪，誰還聽《論語》心得啊?”
在《我的抗戰》看片會上，小崔說：“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別了，因爲我變得越來越圓滑了。天助我，我病了。”《實話實說》的主持人竟然會坦承因爲適應不了節目之外的不真實而慶幸自己得病離職，這是小崔的真實，真實到令我錯愕。
小崔離開了炙手可熱的崗位，讓和我一樣熱愛真實和真話的人們失去了在電視上見到他的機會。我想小崔當時心裏不可能沒有遺憾，不然，那段時間，小崔不會在我對他的“突然失蹤”茫然不解的時候長夜難眠地抑鬱成疾。
是心理醫生的話讓小崔的理想得到了新生：“你喜歡什麼就幹一點什麼吧。”
小崔喜歡歷史，喜歡電影。高考時他歷史考了96分，但他並沒有因爲考了高分就迷信歷史教科書，他對人說：“那些我能倒背如流的歷史有很多是想當然的。我一定要知道什麼纔是真實的。”
小崔希望歷史的真相能從活着的人的嘴裏講出來，口說爲憑。於是，他從《電影傳奇》開始，帶領他的團隊開始了電影史料的採集，從南斯拉夫的《橋》到日本的《人證》，他追尋的似乎是一代中國人的記憶。
一開始，小崔問導演拍過哪些片子，問演員演過哪些電影，採訪過程功利而又直截了當。但很快，小崔就感覺不對頭，採訪對象面對鏡頭常常滔滔不絕，講的很多都是與採訪提綱無關甚至與電影無關的事情。那些無關主題的口述比討巧的問答不知要生動多少倍，總能讓聆聽者動容落淚而不忍打斷。歷史在這些老人的嘮叨中如長江水一樣生動着、真實着……於是，小崔乾脆讓老人們敞開來講，本來五分鐘的採訪，小崔的團隊可能要用五個小時，甚至五天的時間來完成。這當然不是簡單的需要耐心的問題，小崔說：“我們陷入了學習口述歷史蒐集方法的大坑，本來5元錢能完成的事，一下子變成了5000元錢才能做完。”
我最不能忘記崔永元講的一個故事：哈爾濱一位現年90多歲的老人，參加東北抗日聯軍時被捕，本來定於1945年8月14日行刑，但行刑那天日本兵出去喝酒回來晚了，殺了他的戰友後時間已經不夠了，只得把他送回監獄準備第二天再殺。結果第二天日本投降了，他就活了下來。講完故事，小崔說：“比起這些死裏逃生的經歷，像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組織卻有人阻止不讓進，這些生活中的委屈和不順算個啥啊！”曾經看不開的，霎時間就看開了！也許，聆聽和咀嚼歷史是治癒小崔抑鬱症的一味良藥。
就這樣，在口述歷史這個“大坑”裏，在這個大衆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小崔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埋了下去，而且一埋就是8年———他帶着一幫人重走“長征”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雲貴高原“走親戚”，他遠渡日本和美國花大筆的錢購買在國內從未見過的影像資料———從迷亂花哨的現實遁入到孤寂的歷史暗巷，小崔辛苦而欣喜地在他的精神高地上進行着屬於他的“長征”之旅。
在搶救歷史真相的“長征”路上，小崔一直有一種跟時間賽跑的緊迫感。因爲，口述歷史的受訪者平均年齡超過了85歲。20xx年小崔的團隊採訪了103位老兵，到20xx年再去回訪時，有一大半的人都離開了人世。“我們動手晚了！”小崔感嘆連連，“大家都知道淞滬會戰裏的‘800壯士’，我們採訪到其中三位後才知道，‘800壯士’實際不到400人，原因是那天進租界，守衛問有多少人，爲壯聲勢就稱有800人。現在‘800壯士’中只剩下一位96歲的老人。如果再晚個幾年，就沒有人說得清‘800壯士’的真實人數了。”
從20xx年開始，小崔總共採訪了3500多人，推出了《電影傳奇》《我的長征》《我的祖國》《我的抗戰》等專題紀錄片，給未來留下了300多萬張老照片，600多萬分鐘的歷史素材，涉及戰爭、電影、音樂、美術、外交等衆多領域，堪稱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這期間，爲說服一位事件親歷者接受採訪，小崔花了一年半時間才如願；還有些老人身體不大好，講一段住院了，要等出院了才能接着講……
8年難得一見（見也只是偶爾在電視上），小崔讓我吃驚的還有另一組抹不掉的數據：爲尋找歷史的真實，小崔和他的團隊花費已超過一億兩千萬元，卻沒花國家一分錢，而一邊玩命幹活一邊還得“不要臉”地籌錢的小崔的團隊，已經有四五個月沒有發工資了！
一億兩千萬元！這個天文數字被小崔用來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記得柴靜曾跟小崔說：“你乾的都是搞研究的人來乾的。”她的意思是，小崔他們是何苦來着？小崔這樣回答：“他們在評職稱，還要做其他更重要、更實惠的事情。”多麼天才的一針見血的冷幽默！
在我身邊，人們對成功的定義太單調了，所以，大家過得不浪漫，活得累，生活也少有意義。但我沒見過的小崔卻是一個例外，他總是不摻私念地在做他覺得有意思的事情。據媒體報道，小崔的“口述歷史”還將着眼於中醫和民間手工藝，目前團隊裏幾十號人正在搭建的是“民營企業博物館”。小崔希望“再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所有有興趣的普通平民、學者、研究人員都能到這個博物館，聽今天的優秀的企業家們說話”。
就像我在胡潤財富榜單上沒見過小崔的名字一樣，我今後想在電視裏或在生活中見到小崔也會很難，尤其知道“口述歷史”將成爲小崔下半輩子最重要的事情後，我估計我見到小崔的概率非常小。
俗世紅塵，所謂的成功、所謂的名人何其多啊，卻是這個本可以名利雙收卻寧願孤獨地走在理想路上的小崔，那個我想見而從沒見過的貌不驚人的小崔，讓我喜歡到敬重到不能忘記他。
我沒見過小崔。在我見不到他的時候，他正專注地走在他喜歡的路上。
名嘴崔永元從央視辭職後，任教於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爲了上好第一堂課，他提前三個多月就開始備課，泡圖書館，查閱資料，製作教案，可謂精益求精。開課前一天，他想在網上再淘點資料以完善教案，沒想到，輸入關鍵詞後，他當時就崩潰了，因爲他發現網上各種觀點比他想要告訴給學生的還要全面。
重新備課已來不及，崔永元只得硬着頭皮走進課堂。大概講了十來分鐘，就有學生站起來提問，那是個在學術界都沒有定論的問題。怎麼辦？是裝腔作勢地談出一二三點，還是應付一句“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一次課談及”？顯然，這都不是好辦法，崔永元知道，如今那個“只有你知道，學生不知道”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矇混是過不了關的。相較於主持人，老師的要求高得多，主持人可以說這樣的話：“上個世紀有這樣一件事。”但大學老師則不能，他們必須說：“一九几几年，幾月幾日如何如何，某某報紙怎麼報道。”也就是說，主持人能夠含糊其辭，而大學老師必須提供真實準確的資料。
不過，崔永元反應很快，也很冷靜，在那學生提問後，沒有再按教案講課，而是對全班學生說：“剛纔，這位同學的問題很好。一件事在歷史上說法很多，哪個纔是真相呢？下面，大家可以談一談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引導下，學生們開始暢所欲言，課堂氣氛非常熱烈。幾十分鐘很快過去，這堂課在大家意猶未盡中順利結束。
從備課到授課，崔永元的第一課其實更像一種歷險，他之所以能最終涉險過關，關鍵在於他沒有用“著名主持人”的名頭去唬學生，而是把自己擺在“新手”的位置上，對教學環節做過較爲充分的準備，以至於面對難以解答的學生提問時，能夠選擇最爲恰當的探究式教學法，最終成功完成教學任務。
這就給人們一個啓示：一個人，不管他（她）曾經有多麼“牛”，在跨界之後，都應該先老老實實地做一隻“羊”。
崔永元說女兒比他聰明，喜歡畫畫，比他畫得好、畫得有思想。她畫畫從來不看畫冊，愛怎麼畫就怎麼畫，常常會畫出許多意想不到的“經典”之作。他評價女兒的時候一般都持肯定態度。什麼“長腦袋的桌子”“四條胳膊的人”，只要她能解釋，能自圓其說，他都認可。他尊重女兒的意願，也從來不去幹涉她，或對她的畫畫技巧有什麼高標準、嚴要求。他覺得要讓孩子學會一種本領，首先要讓她喜歡，要讓她體驗到學習的樂趣，這是最重要的。
在崔永元的錄音間裏擺着部老式電影放映機——這是小崔的珍藏，鏡頭經過他的改造後，就可以放映寬銀幕故事片了。他曾經想用這部老電影機給女兒放自己鍾愛的老電影，但女兒不愛看，崔永元對閨女說：“你看了爸爸才高興。”連哄帶騙地，女兒才勉強看兩次，他對自己的《電影傳奇》特別鍾情，也希望女兒喜歡，但是女兒顯然並不十分感興趣，所以至今小崔一說到這事就顯得很鬱悶。
儘管如此，崔永元說，他不會刻意爲女兒安排什麼，他希望她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將來固然重要，但成長的過程和成長的快樂更重要，對女兒，他永遠只有最低要求，那就是健康、快樂和平安。
他站在舞臺，嘴角一彎，表演開始。他因說實話而得名，他因理想主義而得病，他曾被稱做“時代病人”。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小崔沒病，是時代病了。從1996年3月起，中央電視臺推出一檔全新的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節目中，人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主持人：他長相“有些困難”，說話也難字正腔圓，隨意得“如鄰居大媽的兒子”，但就是這個兩眼一眯、嘴角一彎、微微露出點“壞笑”的男人，傾倒了無數觀衆。大家給主持人崔永元起了個親切的稱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現，讓中國人對節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認識。
20xx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廳，崔永元正在錄製新一期的《正大綜藝》特別節目。他早早地站到臺上，爲即將開始的節目做着暖場。他一遍一遍地換着花樣調動大家情緒，他和全場的小朋友打着招呼，問遠處一個胖胖的男孩：“考試考得怎麼樣？”男孩說：“還好。”他旋即側過頭去，眼睛一眯，說道：“你蒙誰呢？”全場大笑。節目還沒開始，觀衆們就已經被他帶動得興奮起來。
臺上這個手拿話筒、笑裏帶着壞的男人，不帥，不怪，卻有一種令人無法挪動視線的魅力。他的表達是溫柔的，你肯定沒見過崔永元在節目裏聲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場面他也四兩撥千斤地插科打諢。那些聰明的玩笑、暗藏着機鋒，叫人會心。他講話時遵循着自己的節奏，在一句平緩的、正兒八經的鋪墊之後，一定會有一個邏輯的轉彎和小小的陷阱與高潮。
三個小時的節目，每位演出人員都汗流浹背，只有他，從頭忙到尾，卻仍舊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也是最會享受的，他的眼裏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個小夥子似的。
走過想成名混臉熟的日子
20xx年4月14日，由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全力打造的智慧型文化欄目《謝天謝地，你來啦》隆重首播。在《謝天謝地，你來啦》中，身兼數職的崔永元卻讓觀衆看到了他的華麗大轉身。在節目中，小崔不僅是節目主持人、演員，更是劇本的主要創作者，很多經典的場景片段均出自小崔之手，哪裏該給“糖”，哪裏該給“棒”，小崔總是能讓嘉賓演出的時候無比“痛苦”又無比酣暢淋漓。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崔永元，原來小崔也可以“娛樂”。
過了20xx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翻開了第五十歲的日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對自己的人生抉擇，談得更多的是責任和興趣。
在北京懷柔區一個叫新新小鎮的地方，有一處不起眼但很幽靜的三層樓。裏面藏有4000位老人講述的共300萬分鐘的影像及文字資料，他們的平均年齡都在80歲以上。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電影傳奇館。該建築是他的好朋友、地產大亨馮侖免費提供的。崔永元說，他曾試圖說服政府部門或其他有錢的機構來參與做這件事，“可是光試着說服他們就用了兩年時間，還沒結果。有這工夫，幾百個人都採訪到了，我乾脆就自己來吧”。於是，從未開口向別人借過一分錢的崔永元，厚着臉皮爲這事籌錢。
崔永元成立了一個公司，不花國家一分錢。他認爲，拿節目本身去斂財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絕藉助自己在央視的播出平臺，爲他正在進行的“口述歷史”系列紀錄片籌集資金，他認爲這樣太功利。但是，對那些投錢給他的人，崔永元說一時給不了回報。“因爲口述歷史的工作是收集資料，並不是爲了播出。也許要等到100年以後，纔會有人認識到這些資料的價值。”
20xx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並舉行簽約儀式。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齡，崔永元說自己已不再追求什麼高出鏡率、在多高的階層顯擺，“對那玩意兒沒有興趣了，到了這個歲數，再加上我做口述歷史，我接觸的都是這些人，喜怒哀樂見太多了，淡了”。
把這些浪漫用來反抗
這些年，人們似乎已經適應了兩個崔永元：一個站在臺上，口吐蓮花；另一個在臺下，四處奔走。和所有理想主義者一樣，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適應這個世界現有的模樣。他想象中的一切本應更好。所以，他掙扎、反抗，但他從不振臂高呼，也沒當過意見領袖。他只是不斷髮出自己的聲音，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就在20xx年年初，他拒絕了聲勢浩大的中國慈善年會，同一天晚上，他趕赴到皮村的“小劇場”裏，爲當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場屬於他們自己的春節晚會。整場演出的預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沒有紅地毯，沒有燈光閃爍，也沒有萬衆矚目，崔永元用行動發出了一個疑問，慈善需要那些嗎？所以，他默默地用行動完成了一次回擊，亮明態度：慈善不是萬人禮堂裏的領導頒獎，是真切的關心，是和他們在一起。
6年前，80後開始走出校園，整個社會的節奏驟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卻召集了21個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時間，只做一件事情——重走長征路。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賦予了各種各樣的意義，他費盡心思，想讓人們瞭解得多一點，思考得多一點。在時代的洪流之下他發出抵抗，不爲無良商家代言，不爲收視率折腰。
幸而他一次次從沮喪絕望中挺了過來，來到衆人面前，繼續着奮鬥，面對採訪時，他說：“我的確沒改變世界，可是世界也沒改變我，我們扯平了。”
疲憊生活裏的英雄夢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電影長大的，因此，他心裏有兩個情結，一個是電影；另一個是英雄。爲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裏光是電影放映機就存了140多臺，全北京找不出第二個收存者。拍《電影傳奇》，時至今日，時長已超過20xx小時，照片超過10萬張。前一段時間，他又舉辦了一場全國電影比賽，想培養一批新銳導演，送他們去聽電影大師的課，資助他們完成夢想。
而說到英雄情結，小崔骨子裏有種書生的倔強和一股混不吝的勁頭，關鍵時刻他特別具有大無畏精神，認準了就堅持，能把所有人都拗過去。很小的時候，他曾替哥哥出頭，和一幫流氓打了起來，那幫人揚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見連旁邊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橫，說：“那你們來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們就給我賠禮道歉，反正就這兩條腿。”話一出，把對方一夥人嗆得面面相覷，最終給他道了歉。
不過當面對的不再是具體某個人時，英雄也會束手無策，也會碰壁。當初，對節目的審查越來越嚴，不能說的實話越來越多，小崔是拗着勁兒在錄後來的《實話實說》，節目越做他心中越荒涼，身體的疲憊能扛，心裏的疲憊卻始終過不去。結果有一天他終於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時候，他說：“天助我。”
20xx年，他到日本參觀。在NHK電視臺，他找工作人員調出關於中國的資料，結果發現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進一步選擇——東北——張學良，他選擇了一個最早的視頻，是張學良的一段演講。崔永元大爲震驚，這種資料在中國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後來，他又走進一家日本書店，看到那裏有一面牆，牆上有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可中國哪會有這樣的書店呢？他暗地裏較勁，想到我們的歷史，見證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時間不多了，他對自己說，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歷史，崔永元的淚水、憤慨和無奈就全出來了，他痛恨國人對自己國家歷史的怠慢，他想不通中國人居然對自己的民族英雄、對那些壯麗的往事一無所知，而我們抗戰時的敵人卻做得這麼用心。於是，他把自己的兩個夢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個公司，專門去拍那些參與抗戰的老人，請他們在鏡頭前講述歷史。這份浩大的事業，進行到今天，已經採訪了數千人，素材有幾百萬分鐘。用影像來展現別人口述的歷史，製作成紀錄片，而後又集結成書，他說這些東西還證明不了什麼，只是一點存證。
他的同事柴靜曾問他，做了這麼多，現實情況似乎沒太大變化，爲什麼還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訴柴靜，現在做事情已經不管別的了，只要能幫到一個人，就是值的。能救一個是一個，能幫一個是一個，就比什麼都重要。這話真讓人感動，留下一點點好，再一點點，永不放棄。我不能確定這算不算是英雄主義，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堅硬的世界裏，這個溫柔的英雄是我們都在等的人。
他小時候住在部隊家屬區，因爲部隊是搞工程的，流動性很大，營房條件不好，官兵家屬來探親常常沒房子住。由於父親是團政委，也算個領導吧，所以常常騰出房子接士兵家屬來家裏住，和他們吃一鍋飯。這樣，家裏常常顯得擁擠不堪，但平添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親戚”，很熱鬧，很有人情味。他從小就被置於這種“開放”的環境中，不知不覺中就受到了很好的情感教育。這不僅能鍛鍊他與人共處的能力，更能使他養成健康的心理，使之遠離狹隘、孤僻與自私。由於父母的寬容大度，他從小也學着善待別人，他自己的糖果、小人書總是和“親戚”們共享。這種“開放”的家庭養成了他開放、容人的性格。
有一次，他考試考得比鄰居的兒子成績好，鄰居不舒服了，在大院裏含沙射影地罵一些難聽的話。他的母親聽到了，坦然處之，毫不糾纏，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過了幾天，那個鄰居有事來找她幫忙，她沒事一樣，照樣幫她。時間長了，那鄰居也覺得自己心虧了，壞脾氣也改了不少。還有一次，他家的花貓突然失蹤了，全家都很着急，到處尋找。在隔壁一老太太家門外聽見有貓叫聲，便敲門去問，可那老太太說沒有看見，也不肯開門。隔了幾天，花貓突然回來了，又瘦又髒，一條腿上的毛掉了許多。他心疼地說一定是被那老太太拴的，要找她去說理。可媽媽不讓他去，說事情已經過去了，貓也放回來了，還去爲難老人幹啥。後來，媽媽見了老太太一字不提，照樣幫她提菜搬煤。“你要記住，孩子，自己的心情快樂與否，完全取決於自己的處世態度。”媽媽教導他說，“你有什麼樣的心態，就將收穫什麼樣的未來。”
他在這樣的家教環境下慢慢長大了，後來成了著名主持人。
他就是崔永元。
崔永元的節目十分受觀衆歡迎，被譽爲中央電視臺最有魅力的主持人之一。其實細細想來，崔永遠的魅力，很大的成分在於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發展和成功，與他的家教是分不開的。崔永元說：“我的家庭環境是很正規、很傳統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對我的教育，就是寬容和誠實。他們認爲這是第一位的。不能說謊，不能騙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寬待那些有過於你的人，這樣你將會贏得人心。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我們的品行都是這樣的。”他說：“我的父親像太陽，光明磊落；我的母親像月亮，溫柔無邊。給我們幼小的心中也注入了光和熱，不給一絲陰暗的心理有存身之地。這是一種終身受用不盡的財富，所以我要說，這一生對我最有影響力的是我的父母。”
品格教育是一個人成長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塑造優良的品格，德育爲一切教育的根本。智育沒有德育做基礎，智育就是犯罪的幫兇。體育沒有德育做基礎，體育就是暴力的前衛。羣育沒有德育做基礎，羣育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美育沒有德育做基礎，美育就是腐化的催化劑。
崔永元待人寬容，與人爲善，有話當面講，從不在背後搬弄是非、搞點小動作什麼的。他在工作間裏掛着這樣一副對聯：“說天說地莫若說真，話東話西不如話實。”他還說：“真誠是一種寶貴的品格，我願把它奉獻給我的觀衆。”崔永元的人格魅力來自於父母對他的人格塑造，崔永元父母教的是“立身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