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王楊盧駱

初唐四傑是指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究竟初唐四傑王楊盧駱有着怎麼樣的人生歷程呢？下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初唐四傑，他們四人都是官小而名大的詩人，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分別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又合稱他們爲“王楊盧駱”。

最開始，王勃明確反對以“上官體”爲代表的宮廷詩風，得到了盧照鄰等人的支持。四傑的詩文扭轉了唐朝以前奢華宮廷感，把詩文題材擴展到江河山川，邊塞沙漠。他們讓詩文更加有生命力，也更加貼近生活。其中，盧照鄰、駱賓王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而王勃、楊炯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

初唐四傑雖然還未脫離齊樑以來的綺麗，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傑出人物。

自古有才華的人，彷彿都不能善終，初唐四傑中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中只有一人善終。

其中王勃罹難時年僅二十七歲，王勃自幼聰敏好學，據《舊唐書》記載，他六歲即能寫文章，文筆流暢，被贊爲“神童”。九歲時，讀顏師古注《漢書》，作《指瑕》十卷以糾正其錯。十歲時，王勃便飽覽六經。十二歲至十四歲時，王勃跟隨曹元在長安學醫，先後學習了《周易》、《黃帝內經》、《難經》等。十六歲時，應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因做《鬥雞檄》被趕出沛王府。之後，王勃歷時三年遊覽巴蜀山川景物，創作了大量詩文。返回長安後，求補得虢州參軍。在參軍任上，因私殺官奴二次被貶。唐高宗上元三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親返回時，當時正值夏季，南海風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驚悸而死。

駱賓王七歲能詩，號稱“神童”。 駱賓王之父官青州博昌縣令，死於任所。父死後，他流寓博山，後移居兗州瑕丘縣，在貧困落拓的生活中度過了早年歲月。後來其爲道王李元慶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儀鳳三年，入爲侍御史，因事下獄，次年遇赦。調露二年，，出任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不得志，辭官。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爲其代作《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檄文羅列了武后的罪狀，寫得極感人。當武后讀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兩句時，極爲震動，責問宰相爲何不早重用此人。十一月，徐敬業兵敗被殺，駱賓王下落不明。《資治通鑑》說他與李同時被殺，《朝野僉載》說是投江而死，《新唐書》本傳說他“亡命不知所之”。

盧照鄰出身望族，幼讀詩書，曾師從曹憲、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博學能文。一開始盧照鄰爲鄧王李元裕府典籤，甚受器重。李元裕曾經對別人說：“此吾之相如（司馬相如）也。”將盧照鄰視爲西漢文學大家司馬相如。李元裕是當時皇帝李治的叔父，藏書甚豐，盧照鄰利用工作之便，得以博覽羣書，獲益不少。後又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六年後，盧照鄰二考秩滿去官。盧照鄰離開蜀地後，寓居洛陽。因《長安古意》中的一句“樑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入獄，家人營救無果，是得罪了武則天的侄兒武三思。出獄後不久染風疾，居長安附近太白山，秋冬，因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後轉少室山中之東龍門山。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及長期病痛的折磨，盧照鄰最後自投潁水而死。

楊炯自幼聰敏博學，文采出衆，應童子舉及第，翌年，楊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待制十六年。二十六歲的楊炯應制舉，補祕書省校書郎。三十二歲那年，楊炯擢爲太子（李顯）詹事司直，楊炯從祕書省裏過了六七年鬱沉歲月後，終於從九品末僚一躍而成爲太子詹事司直，而且還充任聲望甚隆的崇文館學士，開始了仕途上的一大騰躍。但是好景不長，兩年後，楊炯的.伯父楊德干的兒子楊神讓，跟隨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事件平息之後，楊德干父子被殺，楊炯受到株連，楊炯被貶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臺縣）擔任了司法參軍，結束了他在長安長達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公元690年，四十歲的楊炯秩滿回到洛陽，武則天詔楊炯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掌管教習官人書算之類的工作。他雖因官職不高，心中抑鬱，但卻對武則天仍盡情頌揚。兩年後，楊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上任一年後，楊炯卒於任上。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樑浮豔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爲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樑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樑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着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樑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着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騰王閣》；或爲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徵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樑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爲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纔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爲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