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環境描寫賞析，閱讀是非常能夠改變一個人的，遇到不懂的問題可以查查註解，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吸收書本里的知識能豐富我們的學識，紅樓夢環境描寫賞析，也許能帶給你不一樣的思考。
紅樓夢環境描寫賞析1
1、《紅樓夢》第十一回中描寫寧國府秋色：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疏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
2、《紅樓夢》第十七回描寫大觀園景緻：往前一望，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
3、《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瀟湘夜雨：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霢霢，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
擴展資料
林黛玉進賈府
人物描寫與環境描寫交插進行，配合自然，相得益彰
小說中的典型環境——賈府，是通過林黛玉的眼睛來描寫的：
1、宏偉的外觀：
處於繁華街市、阜盛人煙之中的賈府建築，在林黛玉的眼中，僅就外觀，就突出地感覺到它“大”：門前蹲着兩個大石獅子；門是三間獸頭大門；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寫着五個大字。幾個“大”字不但表現了賈府建築的宏偉富麗，而且也暗示了賈府顯赫高貴的社會地位。
2、講究的佈局：
賈府建築的佈局十分講究，比如賈母所住的正房大院，就設置了一個垂花門、兩邊抄手遊廊和一個安放着大理石插屏的空堂做掩映，既莊嚴肅穆，又表現出豪門貴族氣派。
就是賈赦的住處，雖不似賈母正房那樣，卻也有儀門和廂廡遊廊作映襯。至於“榮禧堂”的五間大正房，被儀門、耳房、穿堂、甬道簇擁着，更是軒昂壯麗。
3、華貴的陳設：
對賈府華貴陳設的描寫，主要以“榮禧堂”爲重點：先以特寫鏡頭詳細介紹了堂屋中的匾額。無論是匾的質地花紋，匾上大字的規格，還是匾上的題字與印璽，都顯示着主人的社會地位。
室內陳設的大紫檀雕螭案、青綠古銅鼎、待漏隨朝墨龍大畫、金屏彝、玻璃盒、楠木交椅以及鑲着鏨銀字跡的烏木對聯，都說明了主人的富貴豪華。
就是耳房內的陳設和器物也頗爲華貴：洋罽、靠背、引枕、條褥，都飾以龍蟒，小几、香盒、酒觚、茗碗乃至痰盒都各具特色。吃穿用度，的確“與別家不同”。
紅樓夢環境描寫賞析2
在這一回中，作爲《紅樓夢》主要人物的日常生活居所賈府第一次正面示人，而且書中許多主要人物第一次登場，寶黛第一回相見，所以第三回可以說是《紅樓夢》書序幕的重要一環，小說中的三要素在這一回裏盡數登場。這一回我想主要說說第三回的環境描寫。所謂典型環境其實也是爲刻畫人物服務的，它不只是人物活動、故事發生的場所，而且表現出時代風貌、社會制度、階級狀況、人與人間的關係。人都在一定的社會現實中生活，特定的典型環境產生特定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性格，能夠表現出產生典型性格的社會基礎，表現出典型性格的社會意義。
黛玉母親新喪，應外祖母史太君之請來到賈府，之前賈敏曾對黛玉說過，“你外祖母家是處處與別家不同的”，而林黛玉如今要寄人籬下，時時小心，處處留意，生怕被別人恥笑了去，所以在初進賈府的過程中，觀察的尤爲細緻。賈府的不同之處便是通過黛玉的眼睛展現出來的。林黛玉可以說出身不低。她的父親林如海是前科探花，後任蘭臺寺大夫、欽點揚州巡鹽御史，而且祖上曾世襲列侯，這樣的出身絕對是夠分量的，否則賈母有怎麼會把唯一的女兒嫁給林如海呢？所以說作者借林黛玉的眼睛來爲讀者展示這個典型環境是很有匠心的，一來黛玉不是府中之人，一眼就能看到不同之處；二來林黛玉出身世家，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所以這種不同從她的眼中心裏透露出來就顯得更有說服力了。那我們就來看一看，林黛玉眼中的賈府究竟有何不同。
這種不同從黛玉第一眼看見寧國府的大門便透露給我們了。看看大門是怎麼寫的：
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卻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個大字。
賈府一出場就顯出了與衆不同的威嚴，普通人家的大門都只是一扇，賈府卻是三間獸頭大門，門前的僕役竟然就有十來個人之多，而且都華冠麗服——連僕役都是華冠麗服這個門後院落裏的奢華可想而知。但更爲與衆不同的地方還是那塊匾額，“敕造”是什麼意思？皇帝下令建造的意思，原來賈府的宅院是皇帝親自下令修建的。在封建社會裏，“敕造”這兩個字就足以說明賈家地位之尊貴，那大門的威嚴正是賈家尊貴身份的體現。
再跟着黛玉往榮國府裏走去瞧瞧，榮國府跟寧國府一樣的三間大門威嚴聳立，黛玉卻是從西邊的側門進來的。轎伕擡着走了“一射之地”竟還沒到主人的居所，足以看出賈府的建築規模有多麼宏大了。終於下了轎，過了垂花門入眼的是抄手遊廊，紫檀架子的大理石屏風，三間小亭後面纔是正房大院，都是雕樑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看到這裏我們基本可以瞭解到一個情況，賈府的建築從規模上來說可謂宏大，從結構上來說可謂複雜，雕樑畫棟、抄手遊廊，宏大中又見細緻，單從這建築上我們就可以看出與衆不同了。
這麼一家院落裏面的情況又到底是什麼樣的呢？從黛玉拜見兩位母舅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先去拜見的當然是大舅，但寧國府這裏是略寫，咱們也暫且略過。但從出門坐車這個細節上我們可以看出，賈府主人的生活的確處處透露着奢華。你想兩個相鄰的院落出門都要坐車，一是見出賈府規模的大小，二來就是要從生活習慣上表現一種奢華之氣。
再去見的就是二舅，賈政是榮國府的主人，去榮國府又是坐車，下車轉彎穿過東西的穿堂。
向南大廳之後，義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出入堂屋中，擡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haǐ。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烏木聯牌，鑲着鏨銀的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明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
曹雪芹對於賈政這裏的陳設描寫的是極爲細緻的。賈政是榮國府的主人，正室內的陳設樣樣都顯示出主人的地位是何等尊貴，御賜的匾額、郡王送的鏨銀對聯、古銅大鼎、墨龍大畫，這哪裏是一般官宦人家能比的？分明透露着一種王侯將相的氣派，這些奢華陳設透露出來的是一種威嚴和尊貴。
通過這幾處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得出，賈府建築規模宏大，結構複雜，主人的地位也極其尊貴，但典型環境所包含的還不只這些，除了特定的空間環境，還要反映出時代風貌、社會制度、階級狀況、人與人間的關係。那麼，賈府中的階級狀況和人與人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呢？第三回，林黛玉在賈府中見到的人基本可以分爲兩類，一是奴才，一是主子。從初進賈府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宅院裏，等級制度是非常森嚴的。第三回裏是怎麼寫的？“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僕婦”，“便將自己身邊的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這樣的叫法說明等級制度不單單是奴才和主子之間的事情，就連奴才與奴才之間也一樣存在着極其嚴格的等級區別。黛玉初進賈府爲什麼要換轎伕？低等的奴才是不能進入內院的。所以初進賈府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衆多不同的婆子、丫鬟和僕役，有的是跟在主子身邊的貼身使喚，有的只能在門前院裏侍立一旁。那麼，主子與主子之間是不是也存在這種等級上的差異呢？我們來看一看“賈母賜飯”這一情節的描寫。
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裏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雲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プ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鳳,李二人去了.
從這一段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得出，這些人都是這個院落裏的主人，但在賈母吃飯的時候又好像成了僕役，這裏的等級差異不是很明顯了嗎？而且吃飯的時候外間伺候的媳婦丫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王夫人是賈政的妻子，按理說也是榮國府的女主人了，但賈母一聲吩咐就忙起身去了。足見賈府的規矩之大。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是賈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些規矩，賈府也就不能稱之爲不同了。
那麼通過黛玉的眼睛看到了賈府主人的尊貴，建築的宏大，陳設以及生活習慣的奢華，還有森嚴的等級制度，這都是賈府的不同之處。作者用這樣的典型環境傳達給我們的其實是奢華、威嚴、尊貴背後的墮落，是森嚴等級中本質上的階級對立。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人也纔會有着與衆不同的性格特點和人生經歷。
紅樓夢環境描寫賞析3
《紅樓夢》在自然環境的描寫方面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從選材到表現方法都反映了民族的心理、欣賞習慣和藝術趣味、審美觀點，繼承了古典小說和詩畫的傳統手法，並有所刨造。特別是吸收了古典詩詞的某些藝術經驗，在精巧的藝術構思中發揮了新的作用。內容方面，不僅整部作品的自然環境形成一個統一的悲劇意境，而且許多具體的描寫都富有詩味，具有精深含蓄、引人聯想的特點。形式方面，許多地方運用詩詞的剪裁和提煉的手法來描寫，語言有些是詩詞改造過來的，有時則直接用詩詞的形式歌詠自然景物。總之，作者是在刨造性地繼承古典詩詞的藝術傳統的基礎上上形成獨特的風格的，值得我們今天借鑑。最近報刊上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和方法提出批評，我們古典文學研究者都應特別重視。只有大家參加討論，肅清錯誤的資產階級思想，才能把文學遺產研究工作推進並提高一步。
差不多從紅樓夢一出世，馬上就有所謂“紅學”出現。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裏指出：袁枚“隨園詩話”的“作者自敘”一說，其出現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頁二五○）〔注一〕；中間種種“揣測之說，久而遂多”。爲什麼呢？個人以爲，這正如魯迅先生論列明末人情小說時所指出的：“寓譏彈於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爲盛，尤在人情小說中”（頁二三○）；“明小說之宣揚穢德者，人物每有所指，蓋借文字以報夙讎”（頁一九一）；“譏刺之切，或逾鋒刃，而西遊補之外，每似集中於一人或一家”（頁二三○）。嗣後揣測之說日多，說某相國、某公侯，說某皇帝棄位出家，說奪嫡，說“清代一大事”或說其他。總之，可以看出，中間貫穿着一個根本看法：與清代政治有關。到後來有些人更以爲是暗寫“排滿思明”的民族意識，不管其索隱方法如何不當，但其爲一個主要思想的發展，固甚顯然。這一情形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紅學”落到胡適和俞平伯手裏，面目精神於是一變。主要變在哪裏呢？胡適自己說，他作小說考證，是教給“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不要“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胡適文選自序）。而俞平伯竭力抽掉其中任何社會政治意義，使紅樓夢只變爲一個“情場”的好把戲，也是十分顯明的。
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又接觸紅樓夢這一題目，在考證方法上就會成爲胡、俞二人的俘虜，筆者個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明證。這固然因爲我在從前寫書時，主要還是想強調證明魯迅先生的“寫實”“自敘”說，藉以摧破當時潛在勢力還相當強的索隱說法；可是由於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有錯誤，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結果實際上還是導引讀者加深對紅樓夢的錯誤認識。不過，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標；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找尋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密切地結合起來看問題。我堅決反對把這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紅樓夢當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鬧着頑”的無聊對象。
我們知道，“古典藝術通常是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它照例是不爲這一制度作辯護的。最卓越的藝術作品，主要是在轉變時代，即在與巨大的社會變革有關的時代出現的。因此，古典藝術總是這樣或那樣反對一切舊的、衰頹的、反動的東西，反對社會上的虛僞和罪惡，反對腐朽的惡劣的風氣。”〔注二〕
因此，研究紅樓夢，首先就必須對於曹雪芹時代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對他本人的生活現實，對他的發展了以前的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藝術傳統的創作方法，對這一創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觀的關係等等，得到比較清楚的認識；否則，對曹雪芹的創作方法和藝術成就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是不可能的。然而，截至目前爲止，我們關於這些問題的瞭解還極其有限。
扼要地說，紅樓夢的社會政治背景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統治階級內部是有重重矛盾的，封建皇帝立在這些矛盾的尖端，他極需要爪牙耳目，來鞏固他的寶座；這些爪牙耳目，一部分就是他最貼近的奴才，而且這些人直接影響當時的政治：明朝的閹官魏忠賢和乳 母客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清初有鑑於此，裁抑宦官，設內務府〔注三〕，於是內務府包衣（皇室家奴）就掌握了原來太監執掌的各項執事。曹雪芹的先人，就是滿洲包衣。曹寅以康熙乳 母的兒子，最獲親信，出掌織造、鹽差、漕運。清室收入，除地丁銀外，即以鹽課爲最大宗（歲收約七百五十萬兩），而兩淮鹽課是其主項（歲收約三百四十萬兩）。曹寅等人一年差事僅份內應得即可剩銀五六十萬兩，加上搜刮所得，其數目之大足以驚人。這是統治剝削者的生活面貌之一小部分。
這樣人家自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磨擦的參與者和促成者，於是營私結黨，花樣多端。我們知道，康熙時代三大朋黨，是滿官明珠派、漢官徐幹學派、皇子胤祀派，三派又是互有關聯的。可是曹家一派和這三派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矛盾最後集中體現爲諸皇子爭位事件。胤祀的死敵胤禛得勝後，屠戮胤祀派備極慘酷。曹家一派親朋，都連帶遭到壓力；這派人，普遍對當時政治不滿，有的企圖顛覆它，還有其他表現爲各種樣式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反抗。曹雪芹本人家庭親戚朋友，就是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命運是相似而且相連的。
清代的封建制度結構重重，最下層是漢族人民。滿洲人入關以後，大規模強迫圈佔近畿一帶漢人房地，作爲“旗產”，僅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三項（不計駐防莊田）即達十六七萬頃之多；旗人除作官的有薪俸外，還按人發給口糧，六歲以下半糧、以上全糧。這一統治剝削集團，就這樣不事生產，遊手好閒，鮮衣美食，窮奢極泰；賭博、聽戲、唱曲、鬥雞走馬、陳列玩器以及千奇百怪的刁鑽癖好，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曹家就是這些人家裏的一分子，曹雪芹所寫的小說暴露了這樣人家的生活。
中國資本主義幼芽已於明末出現，但旋即爲清代嚴重的封建經濟所扼煞；鴉片戰爭以前，整個清代經濟是處於嚴格閉關封建經濟停滯的時期。而曹雪芹正是生活在這個時期。他死於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 四年二月，下距鴉片戰爭爆發還有七十多年。就是說，曹雪芹生活於此一巨大歷史事件之前整整一世紀。因此，他的作品對封建制度的反抗的程度和反抗的形式也就受着當時歷史條件的規定。
可是，胡適之、俞平伯一派的“紅學”家，卻竭力企圖把紅樓夢化爲一個小把戲，引導讀者鑽向瑣碎趣味中去，模糊這一偉大古典現實主義名著的深刻意義。研究紅樓夢足足三十年的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總的認識是什麼呢？我以爲是三個字的回答：“不可知”。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給“紅樓夢研究”作“自序”時，就教導讀者說：
至於紅樓夢本身底疑問，使我每每發生誤解的，
更無從說起。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胡塗。（著重點都是我加的，下同）（頁二）這就是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了整整三十年以後的心得和總結。他因爲對於這部小說書名、作者姓名之都有一大串，感到十分困惑，就又說：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望洋興嘆，從何處去下筆呢！（頁三）所以，俞平伯認爲這部第一奇書有一個“根本的難題懸着”，不能解決。什麼“根本的難題”呢？他沒有說明，我想，該就是使俞平伯“越研究便越覺胡塗”的“不可知”。到一九五三年以來，他的許多新文章的典型代表作品“紅樓夢簡論”就直承着這一觀點，進一步發揮。“簡論”的引言說：爲什麼對別的小說都不發生，卻對紅樓夢便會有這樣多的附會呢？其中也必有些原故。所以瞭解紅樓夢、說明紅樓夢都很不容易，在這兒好像通了，到那邊又會碰壁。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認識原來就是這樣一個玄妙的十足唯心的“不可知論”。他並且把這一心得向對他寄予重大期望的青年讀者大肆宣傳。
雖然他在“紅樓夢研究”自序裏最後表明： “我底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但實際上他是有目的地宣傳了他的一套唯心觀點。他在“紅樓夢的風格”一節裏，十分不滿於水滸的“過火”，而推尊紅樓夢的“溫厚”；他“確定了”後者的“怨而不怒”的或“哀思”的“風格”，並說這就是紅樓夢勝於一切舊小說的最可貴的特點。我們都知道，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古人說詩的話，原是肯定政乖民困， “怨”而且“怒”，可是俞平伯主張“怨”得，“怒”不得，要“溫厚”，這正是“小雅怨誹而不亂” “溫柔敦厚”“止乎禮義”“止僻防邪”的千百年來封建統治者的“詩教”的老調子，防止人民“好亂犯上”的手段。這就無怪俞平伯不滿於寫農民作“亂”犯“上”的水滸，認爲太“過火”了。俞平伯也說“紅樓夢是一部極嚴重的悲劇”，但“悲”在哪裏呢？他說得明白：不但寧榮兩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釵之由榮而悴，能使讀者爲之愴然雪涕而已。（頁一二二）提到巧姐結局，便說：這是寫鳳姐身後的淒涼，是寫賈氏末路的光景，甚至於赫赫揚揚百年鼎盛的大族，不能蔭庇一女，反藉助於鄉村中的老嫗。這類文情是何等的感慨！（頁一五五）此類話頭，屢見不一，這如果是曹雪芹的思想還有可說，而這居然是俞平伯的思想，這就可見俞平伯看紅樓夢，他的標尺是超階級的什麼“文情”（這字眼他最愛用的，例如反對人痛罵寶釵時，就說： “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以上還可以說是“修改”舊稿未盡“妥當”的地方，但看他真正在一九五○年十月底的文字是如何說：鳳姐結局很悽慘，令人悲感。（頁二一五）可見抄沒以後，賈氏諸人關進監牢，寶玉鳳姐都在內。其時奴僕星散，卻有昔年被逐之丫環猶知慰主，文情悽惋可想而知。（頁二二一）多麼明白啊！繞說他的“文情”標尺是“超”階級的，恐怕還不大對頭，因爲假如俞平伯不是站在封建“主”子一邊，如何欣賞讚嘆這些知“恩”知 “義”的奴才的“猶知慰主”呢？俞平伯的階級立場在這裏不是很清楚嗎？和俞平伯的階級觀點直接聯繫的就是他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見解，他曾說：所以紅樓夢在我們文藝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這樣的精神，卻不定是有意與社會挑戰，是由於憑依事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因爲窠臼並非事實所有，事實是千變萬化，那裏有一個固定的型式呢？……我以爲紅樓夢作者第一大本領，只是肯說老實話，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鏡子。……看去如何平淡，紅樓夢卻成爲我們中國過去文藝界中第一部奇書。（頁一二○）再明白不過：俞平伯否認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性，有頭腦的作者並不在此客觀規律下生活感受，也無意批判社會，只是要給事實做一面無動於衷的“公平的鏡子”，作者如何寫，都是概不由己“不得不然”。李希凡、藍翎兩人的文章說俞平伯是自然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俞平伯自然也否認紅樓夢裏面反映着任何社會衝突。他雖然一方面承認“公衆的意見畢竟是正確的”（紅樓夢簡論），另一方面卻大肆譏笑這些 “公衆”：社會上最喜歡有相反的對照。戲臺上有一個紅面孔，必跟着個黑麪孔來陪他，所謂“一臉之紅榮於華袞，一鼻之白嚴於斧鉞”。在小說上必有一個忠臣，一個奸臣；…我小時候聽人講小說，必很急切地問道：“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覺得這是小說中最重要，並且最精采的一點。社會上一般人底讀書程度，正還和那時候的我差不許多。雪芹先生於是狠狠的對他們開一下玩笑。（頁一二一）事實上恐怕是俞平伯對有正義感、愛憎分明的古今讀者大衆狠狠的開了一下玩笑。他們正是要分清好人壞人，“榮於華袞”“嚴於斧鉞”正是他們的最嚴正的判決。我不知道俞平伯把這一主要社會意義從作品內容中抽出後，要剩些什麼給它們。因此他反對人們痛罵寶釵襲人王夫人等一黨，進而根據一條脂批，想把釵黛兩個正反典型的形象合一，根本抹掉一切社會矛盾，誘導讀者專從“情場”上去尋找某些趣味。他說那條批“卻特別重要”，對讀者 “是個新觀點”，要使“三美合一”。
我覺得俞平伯這種觀點和他自己提出的“進一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來分析它”的口號毫無共通之點，因此，我們說俞平伯的文學見解完全從唯心論思想出發，是有理由的。 爲什麼俞平伯說已經懂得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來對待紅樓夢的時候，反而極力高唱起紅樓夢的“不可知論”來了呢？我以爲，這可能反映了俞平伯的唯心論思想和新事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正面接觸的一個具體矛盾。俞平伯雖然一方面因爲大家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不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可是另一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與他的唯心論見解處處不對頭，因此，他就宣揚起“不可知論”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