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7月17日上午，陸川發微博稱“7月15日媒體報說日本最大的視頻網站NICONICON將播出《南京！南京！》等一批關於侵華內容的中國電影。頗有些小激動”。
7月17日上午，陸川發微博稱“7月15日媒體報說日本最大的視頻網站NICONICON將播出《南京！南京！》等一批關於侵華內容的中國電影。頗有些小激動”。
陸川在微博中稱，“從沾滿灰塵的硬盤中翻出這篇文字，以作紀念”，並附上了一篇2011年的舊文《〈南京！南京！〉東京放映記》。該文講述了2011年《南京！南京！》在日本東京放映的經過。據瞭解，《南京！南京！》因以南京大屠殺爲題材等原因，該影片僅2011年在日本小範圍放映兩場，未能在日本電影院線和電視臺上映。
7月15日，日本最大的視頻網站NICONICO宣佈將於7月底開始推出一系列與歷史問題相關的紀錄片、電影和視頻節目，包括中國導演拍攝的電影《南京！南京！》、紀錄片《靖國神社》和《1937 南京記憶》等。NICONICO運營公司稱，該影片將於8月18日在NICONICO網站上播出。
陸川長微博全文：
2015年 7月15日，國內各大媒體報道了一則新聞，日本最大視頻網站將播出《南京！南京！》等一批關於侵華內容的中國電影。頗有些小激動。從沾滿灰塵的硬盤中翻出這篇文字，以作紀念。
《南京！南京！》東京放映記
2011.8.22
《南京南京》就要在東京放映了，一直期待事情真到面前，沒有興奮就剩疲憊和一絲的緊張。
在東京機場來接我的是一個木訥沉默的中年人，他說是“史實會”的幹事，專門負責我。後來我才知道，他還有別的職責。
這次電影能夠在東京放映，完全歸功於日本愛好和平人士的支持。這個組織的名稱叫“守護史實會”，由一些大學教授和律師組成。
我到東京的第一個晚上，“史實會”的成員和我聚餐，大家一起喝酒，談論歷史。有一個日本教授總是要和我切磋歷史知識，我驚訝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瞭如指掌，後來才知道他東京大學的明史教授。他們的事務局長叫熊谷伸一郎，是一個熱情而耿直的日本人，兩年來他一直爲這部電影在日上映而努力。他告訴我日本的電影發行公司都不願做代理髮行，原因是擔心右翼團體搗亂。
據他說這次放映日本右翼鐵定要來搗亂，他們已經和警方聯繫，但是不知道警方會有什麼措施。他們在東京包下了一個能容納550人的劇場，放映兩場。因爲沒有經費，所有的宣傳是在網上。熊谷伸一郎說他很高興因爲1000張票已經賣掉了，還有些票看看明天能不能賣掉。他還交給我一個很精美的大信封，說是不知名的影迷寄來的，拆開之後，裏面是一封手寫的信件，上面是中文和日文的賀詞。
那晚上大家都喝醉了，氣氛很歡快，也有些悲壯，因爲有人說起一水會(日本右翼組織)已經發信過來要砸場子，有個幹事大吼起來——最後所有“史實會”的成員AA制結了酒單，每個人醉醺醺地從錢包裏掏錢放在桌子上的情形，讓我很感動。
影片在東京中野車站附近的一家電影院放映，第一場是在12點30分，我們的海報只能在11點30分貼出來。據說是爲了保護影院的設施不被右翼破壞。到了11點30分，工作人員飛快在影院玻璃門上張貼上兩張《南京！南京！》的海報。
此時觀衆沒有入場，而“史實會”的成員們在電影院的大廳裏默默的忙碌，他們在入口處擺放了桌子，桌子上放着“意見調查表”；所有“史實會”的人都戴上了袖標。這時有人過來告訴我說所有的票都賣完了。
東京細雨瀟瀟，街上行人不多。
從劇院門廳往外看，對面街道上大約有四五十位警察，五六輛警車。而兩輛頂上裝着高音喇叭的身上掛着橫幅的麪包車也在街角停着。
距電影開演還有幾十分鐘，影院前排起了長隊。
觀衆進場的時候，我站在一旁觀察着，我很好奇會是一些怎樣的日本觀衆會來看這部電影。我看到他們都是普通人，各個年齡層的都有。
電影開始了，我在後臺的一角坐着，看着自己的手錶。手錶上指針轉動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知道是哪一個鏡頭，和一個電影生活了五年，大致就會這樣了。
拍攝期間的一些記憶紛紛涌了上來，我拿出手機開始給主創逐個發短信，“電影在東京上了，終於。”
電影結束，有Q&A的環節。我走上舞臺，整個觀衆席鴉雀無聲，撲面而來的肅穆和凝重讓人窒息。不知道沉默了有多長時間，最終響起了一些掌聲。
有一個女孩站起來說：“悲慘得令人難以正視，卻堅持看完了，謝謝”
有一個老奶奶說 “希望更多的日本人看”
有一箇中年男人說：“這是一部深入探究戰爭狀態中人的精神病理的優秀作品”
護士學校讀書的女學生竹村說：“這是一部沉痛的影片。我的爺爺參加了南京的屠殺。他生前很少說話，但他去世前說的話令我至今難忘。他說戰爭能把人變成野獸。在影片中看到的一些場面，正像我爺爺說的那樣。”
從埼玉縣來的山口女士說：“今天看了這部影片，深受啓發。聽說這部影片在中國引起討論，其實我們日本人更需要討論和反省歷史，不能再重演戰爭悲劇，要與鄰國和平友好地相處。”
質疑的聲音並不多，我想可能並不是觀衆完全被電影說服了，而是日本民族的習慣。但是依然有不同的聲音，有一位先生站起來說：“我不相信有30萬人被殺害了，這肯定是謊言，我估計有五六萬人。”
在不同的電影節放映《南京！南京！》的時候，日本記者中總有些人會提這樣的問題，在之前的幾次對話中，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回答得很好。不過這次來東京，我是有備而來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內心中已經做好了準備。我平穩了下情緒，跟這位先生說：
“首先，這部電影關注的並不是被屠殺的人數，而是屠殺的事實；其次，我知道南京大屠殺中我方軍民被屠殺人數，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但是我想說，第一，質疑的聲音不應該來自於屠殺的實施方。二戰結束，猶太國際組織宣佈在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了660萬猶太人，這個數據，不同的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和結論，但是你不會看到任何一個德國學者對這個數據進行質疑，於情於理，德國人都知道，他們沒有資格質疑這個數據。但是現在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都是日本學者；這種質疑行爲的本身，是對自身戰爭罪行的一種否認——”
因爲要趕飛機，我和觀衆是一起退場的，他們會鞠躬並給我讓出一條路。在大廳裏，我碰到了《南京南京》的日本演員，他專門跑過來看電影。他說他回國後一直沒戲拍，現在在做別的事情。電影中所有的日本演員都是我在東京面試的，見了很多有名的演員，最終他們都沒有敢來。跟隨我來到中國的這些日本演員，我內心一直感謝他們的勇敢。記得拍片期間，每一場屠殺或者凌辱女性的戲結束，他們都會向中國羣衆演員鞠躬——
這些日本演員都是年輕的日本男孩，拍攝期間有一次完成了一場大屠殺的戲，我去他們的房間看他們，他們崩潰得痛哭流涕，說想回日本——我不知道該怎麼勸他們，只有和他們一起酩酊大醉。
我們狠狠地擁抱了很久，擊掌告別。他走入雨中前，轉過身向我伸出兩個大拇指，露出大男孩般的笑容：“加油，導演。”他用中文喊，他的中文都是在中國學的。
在電影院的門口，兩位史實會的人在低聲地爭執什麼，他們都在看我。我走過去，其中一位告訴我，“一水會的鈴木要見我”
“一水會”成立於1972年，由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的信徒組成，是極右翼組織，而鈴木則是這個組織現任的領導人。怪不得史實會會這麼緊張。我心裏也緊張起來，但是有什麼不見的理由呢？
“還是見吧，”我說。
史實會的領導人沉默了一會，其中一個跑過去通知一水會的人了，另一個人拿起對講機說了幾句，不一會來了五六個一水會的幹事，他們都戴着袖標，然後把我圍在中間。
不一會，遠處一個乾瘦矮小的老人獨自走了過來，一把黑傘搭在臂彎裏。他就是一水會的頭領鈴木。我能感到史實會的幹事們的緊張，他們緊緊把我圍在中間。看到對方只有一個人，還是個老者，我放鬆了不少。我想走出圈，但是那個一直陪着我的中年幹事死死用身體擋着我。
鈴木走到我面前，微微鞠了一個躬，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手。
周圍的史實會幹事們慢慢放鬆了一點，他們的警戒圈也擴大了一點點，把我和鈴木圍在中間。
鈴木說：“我看的是第一場，不是我想象的那種電影——這是一本教科書。它讓我們去思考日本人是什麼樣的，戰爭是什麼——謝謝——我希望這部電影可以在日本放映——”
鈴木說完，鞠躬走了。乾瘦的背影，臂彎裏挎着一把黑傘。
我聽到幾位史實會的幹事長長地從胸膛裏呼出一口氣。
坐車離開影院的時候，史實會的朋友們在影院門口集體告別。雨正濃，警車開始撤離，街角的麪包車也消失了，我看到《南京南京》的海報正從影院的玻璃上拆下來。
這會是《南京南京》在日本的最後一次放映嗎？
我心裏泛起一絲惆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