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父親都是一把鑰匙，爲兒女開啓生命。父親是兒女的眼中的超級英雄，他們都喜歡聽父親用鑰匙開門的聲音，那是父親安全回家的音樂。每個父親都是一把鑰匙，爲兒女打開生活。
每個父親都是一把鑰匙1
父親走時，我17歲。
奶奶走時，我18歲。
父親在臨終的時候，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奶奶活着的時候，也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父親和奶奶講的是同一個故事。
父親說，村莊盡頭的那座念母橋，是兩代祖上給取的名字，爲的是記念一名老母親。
有一名母親30多歲的時候，她有個孩子七八歲。有一天，下着雨，兒子走在前頭，母親走在後面，由於路滑，孩子一不謹慎從橋上掉了下去，落到水裏。母親瞧見，像瘋了般地跳進水，一把捉住兒子。只惋惜，母親不會游泳，只知道在河水裏拼命地託着兒子。在危急關頭，幸虧有位水性很好的路人經過，將母子倆救了起來。路人責備這位母親說，你一個婦道人家，又不會游水，怎樣能跳進水裏呢？母親只知道千恩萬謝他救了自己的兒子，並要給他下跪磕頭。
幾十年後，像是天意的安排一般，有一天，母子倆再次經過這座橋。只不過這位母親已60多歲了，由於多年的操勞，她行動已很不便，但仍然走在後頭。老母親腳一滑，從橋上掉下了水裏。兒子回頭看到母親落水，橋離水面其實不高，因而，他手裏拿着扁擔，站在橋上，把扁擔伸進水裏，喊母親快捉住。只惋惜，老母親連伸手的力氣也沒有，被水給沖走了。
一天後，人們在下游發現了那位老母親的屍體，都抹着淚說：母疼兒是長江水，兒孝母是扁擔長啊。
父親講完這個故事，欲言又止。我看到他顯得很疲憊，說，你別講了吧，我明白，我們會照顧好奶奶的。父親很欣慰地點了點頭。
那時父親已在病牀上躺了3個月，生命到了最後時刻。
那些日子裏，母親整天以淚洗面，卻從未發現奶奶有任何悲傷的表情，她仍然像平常一樣每天早早地起牀，給雞餵食，然後做飯。
每有親戚或鄉鄰來探望父親的時候，奶奶都像平常一樣微笑着跟他們拉着家常，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快要離去一樣。
來來常常的人都搖頭，嘆息說，沒想到奶奶老胡塗了，自己兒子的生命快到盡頭了，她卻像沒事一般。
我也一直覺得奶奶是老胡塗了，由於我好幾次看到奶奶走到父親病牀前，伸出蒼老的手撫着父親的額頭，衝父親微笑，問他想吃甚麼，並告知父親不用擔心她，她的身體好着呢，一定可以活到曾孫子誕生，還可以帶曾孫子呢。
沒過量少日子，父親安詳地離開了人世。那天，家裏哭成一團，唯獨奶奶沒有流淚，一個人坐在那裏，眼睛一直看着門口，誰叫她也不應不動。
第二天，我才發現，奶奶的頭髮已找不到一根黑色的了。我突然間覺得奶奶恍如一下子老了10多年。
在父親去世的一個星期，奶奶連一粒稀飯都未曾下肚。
一個月後的一天，在奶奶的牀前，奶奶拉着我的手，跟我講了父親講過的故事。講完，奶奶木然地望着窗戶，喃喃自語地說：母疼兒如長江水，娘不想你走得有掛牽啊。
我說：奶奶，如果你想父親了，就哭出來吧。奶奶說：孩子，奶奶的淚早已在心裏流乾了。
8個月後，奶奶也離開了人世。在一個大家不曾想到的夜裏，奶奶睡下後便沒有再醒過來。
每個父親都是一把鑰匙2
我腦中有三個悲傷的故事，撞向堅硬現實，彈起，又砸在柔軟的心上。因爲涉及四個父親，尤其讓人牽掛……
1、跳橋
許多年後，小李會怎樣回憶起這一天？那是個蕭瑟的冬日，父親人生的最後一句話，對着虛空喊：“爲什麼我拼搏這麼久，會落得今天的下場？”此前一句，則是對着他喊：“這兒冷，你快回家！”
老李41歲，在重慶經營一家汽車銷售公司，疑因生活壓力，欲跳橋了斷。家人帶着他9歲的兒子趕到現場，小李跪着哭叫：“求求你了，回來吧，我們一起回家！”老李吸菸，對着兒子和虛空擲出兩句，然後反身躍下。
他盡責，爲家庭打拼；他盡責，怕兒子冷，讓兒子回家。但他沒有勇氣再盡責，於是結束生命。
除了這個極端的場景，我對李家一無所知，因此對這個故事無從置喙。唯願小李獲得安寧，願老李在他心中，除了躍下的殘破身影，還有可算豐滿的溫暖記憶。
2、吞槍
美國《克利夫蘭報》記者康妮·斯葛茨在最近的一個場合，講了她寫的一篇報道的故事。她把史蒂夫·帕克的遭遇寫得“像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樣優美、哀傷”。
帕克是傑克遜鎮上虔誠的教徒，在工廠幹活時，他吹的口哨都是讚美詩。小鎮的支柱企業是固特異輪胎廠，廠子撤離後，在裏面幹了幾十年的帕克失業了。他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不得不四處求職。超市貨流中心的'新工作讓他覺得屈辱，51歲了還要被別人呼來喚去。他陷入焦慮，寢食不安。
本該帶全家去教堂的一個星期天，父親卻緊張性精神症發作。去醫院的路上，帕克蜷縮在後排座椅，不停唸叨《聖經》裏的一句話：不能養家的男人無異於異教徒。幾天之後，他在叢林裏用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康妮寫道：帕克走了，像寂靜的墳墓一樣留在鎮子中心的廢棄工廠，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人們，美國到處都有傑克遜這樣的小鎮，高度依賴某一產業，人們掌握的社會資源有限，任何一次失敗對他們都是致命的打擊。
3、立約
四川人何正文、何正武兄弟倆在北京打工，數年間見不着勞動合同的影子。因爲沒有簽訂合同，他們眼見工友拿不到工傷費，或捱打被辭無處說理；他們自己的工資被剋扣，卻投訴無據。
46歲的哥哥和39歲的弟弟決定不再忍受下去，他們要訴諸法律，討還會道和勞動合同。但底層人的勇氣是卑微而敏感的，他們有極爲現實的顧慮。於是在租住的簡陋小屋，兄弟倆擠在一張牀上（所謂牀，不過是木板下墊了8層磚），定下“生死盟約”：一旦在維權過程中國報復而遇難，只要兩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須將對方子女視如己出，撫養成人。
請允許我借用康妮·斯葛茨的表達：中國到處都有何氏兄弟所待的這樣的工地，到處都有他們這樣的打工者，甚至，到處都有這樣的顧慮和恐懼。這些父親們掌握的社會資源極其貧瘠，侵犯、漠視，對他們都有可能構成致命的打擊——更不用提，確有現實的生命威脅。但他們仍舊是父親，再殘破的手掌也要撫摸兒女，再衰弱的胸膛也要庇護子輩。
一個江西煤礦工人的孩子這樣寫道：“爸爸，每天我都在心中暗自祈禱，希望您能平安回家。每當聽到那熟悉的用鑰匙開門的聲音，我滿心歡喜，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樂。”
每個父親都是一把鑰匙，爲兒女開啓生命，打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