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由尊長代取，而號則不同，號初爲自取，稱自號。
中國古人的姓名和現代一樣，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用來代表個人的符號。我們現在稱某人的名字是什麼與古人是不同的。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用途。古人一誕生就起名，成人後則有字，號；死後有諡號。《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
字與名有密切關係，字往往是名的補充或解釋，這叫“名字相應”，互爲表裏，故字又稱作“表字”。這三種是主要的，另外還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後加父（甫）的情況一般也歸入字的範圍。
命字方面與命名同樣，有着時代氣息，一個總的趨向是美詞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顯。唐宋以後，由於理學加強，一些繁文褥節越來越多，讀書人之間在稱呼上也大做文章，稱字，是爲了表尊敬，但時間長了之後，漸感稱字還不夠恭敬，於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號。
“名”，是個人的特稱，多由父母長輩起取，並往往通過取名體現對子女的期望。
“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多與“名”的涵義相近或相輔，與“名”相表裏，所以也稱“表字”。也有“字”和“名”互爲反義的。
“號”分幾種：“號”是人的別稱，又叫“別號”。古代的文人，大多給自己起“號”，用以表示個人的情懷，又稱“自號”。外人給起的具有特出意義的號叫“外號”。過世後，別人爲了紀念他，給他起的號叫“諡號”。“諡號”多爲故君主的專用詞。
古人相見，在名﹑字﹑號的用法上很有講究。名一般用於自稱，或上對下，長對少的稱呼；當上對下，或尊稱對方時，則稱字﹑號，平輩之間，只在很熟悉的情況下才互相稱名。
“平輩之間稱呼用的是對方的字而不是名，”這個是基本禮貌，在漢代，這個要求更爲嚴格。平輩間稱呼對方的名，是完全不許可的，哪怕是帝王稱呼大臣，也只能是字，而不是名。
稱呼長輩或上司，則只能稱呼對方的號，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稱對方的字。能直呼其名的，只能對你的晚輩，或者是年齡小於自己，且關係非常親密的下級。
自周朝開始，古人便形成了成年取字的禮俗，《史記》與《漢書》在記述人物傳記的時候，通常會在篇首列出人物的姓名與字。
可是不知您發現了沒有，韓信、蕭何、陳平、樊噲……這些漢初鼎鼎大名的開國元勳竟然都只有名而沒有字！難道是司馬遷與班固雙雙都忘記記載了嗎，還是這其中另有隱情呢？
先秦的“字”
今天我們習慣將“名字”一詞連稱，但現在除了一些愛好風雅的文人之外，絕大多數人已經沒有了取字的習慣。“名”與“字”在古代是相互區別的兩種文化。
姓名文化由來已久，若要追根溯源，就算是追到上古時代也未必能釐清。而古人取字禮俗的起源就比較清楚了，自西周開始就有了“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之說。但這最初僅僅是對於貴族階層的子女而言的。
在讀先秦人物傳記時，您可能會發現一些人名顯得十分特別，例如百里奚的兒子“百里孟明視”，他的名字竟然有五個字之多！這其實是因爲先秦人常常習慣將姓氏與名、字並稱的'緣故。
“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視”纔是他的名，而百里氏是姬姓一脈，若按現在“姓+名”的方式來稱呼，他應該叫“姬視”。
類似的還有“鮑叔牙”，您不要以爲“叔牙”是他的名，其實鮑叔牙字“叔”名“牙”。
從上面的兩個例子中，您可能還發現了，先秦時人的姓名除了習慣將名與字同稱之外，還特地將“字”置於“名”之前，這也是先秦時特有的一種稱呼方式，因爲到了漢朝以後，人們就開始形成先“名”後“字”的稱呼方式並一直沿用下去。
古人爲何取字
既然古人早已經有了姓氏和人名作爲稱呼，爲何又要取字呢？古人取字絕非多此一舉。
因爲字承載了區別于姓名的豐富意義與內涵。字可以理解爲是名的一種延伸，所以後世古人根據名的含義來取字的情況很多。
而更深層次的內涵則是“字”首先代表了成年的意義。古代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時要舉行成人禮，這標誌着從孩童到成人的轉變。
行禮之後就可以開始享受成年人的權利但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字則是這一成年的印記。
古人既已成年，就意味着會得到一定的社會地位與尊重。以前的乳名、小名等也不能再讓人隨意稱呼，否則就顯得太過輕慢無禮。因此就需要再取一個用於成人社交的尊稱，這就是字。
此後，自己的名只用來表示謙遜的自稱或只能由長輩、師長及位高者來稱呼。前面說到，取字的禮俗最初只由上層貴族專享，可以說整個先秦時代都是如此。
因此擁有“字”對於一個人來說還是標榜其社會地位的一個象徵。字的涵義如此豐富，此中的意義是姓和名所不具備的。
布衣將相
說完取字的相關文化起源之後，就要回到最開始提出的問題上來了。
如前所述，在秦漢之前，取字的禮俗還只是上層貴族才享有的特權，這也就意味着中下層官吏，特別是平民百姓只有名而沒有字是一種常態。取字禮俗向下層社會的普及則是漢以後的事情了。
漢朝的開國功臣大多是“布衣將相”。韓信自不必說，他年少時常常遊手好閒，靠到別人家蹭飯維持生計。蕭何雖不是一介平頭百姓，但也僅是沛縣的一個小吏，地位同樣不高。
陳平少時家貧，有薄田三十畝，只能算是一般百姓。而樊噲更是以屠狗爲業，社會地位甚至不及一般農民。
此外還有周勃、灌嬰等，同樣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都沒有取字的權利。與此相反的則是留侯張良，出身韓國貴族，因此纔有“子房”一字。
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長大以後要取字，兩者相連，通稱名字。關於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應奎曾說：“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意思是說，名是用來區分彼此的，字則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質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樣。
一般說來，古時候，名是階段性的稱呼，小時候稱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應該避諱的.東西，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 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儘管用途不盡相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繫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說，號爲“尊其名更爲美稱焉”，意思是說，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
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取號的人仍不很多，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朴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着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到了宋代，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將個個都有別號，正是代表着當時的社會風氣。
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爲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正如清人凌楊藻在《蠡勺編》一書中記載的那樣，其時“閭市村壟，嵬人瑣夫，不識字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鬆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則必‘水’，伯‘鬆’則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
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甚至一些落草爲寇的盜賊也有別號。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說明問題。這一例子說，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責難犯人爲自己開脫罪責，犯人突然說道：“守愚不敢。”縣官不解其意，一問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