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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故事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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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故事徵文。王力先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是中國語言學的一個天才，他爲我們做出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我們都應當這樣的人物。下面爲大家分享王力故事徵文及相關內容。

王力故事徵文1

幾十年來，凡在大學讀過‘古代漢語’課的，幾乎沒有不知道‘王力’這個名字的。他主編的《古代漢語》（64）四卷本教材長期以來是最通用的大學教材。其實，王力在語言學幾乎所有方面都有‘嘗過鮮’，古代的、現代的，音韻、文字、訓詁、語音、語法、詞彙、詞典、修辭、詩歌韻律等等。一般認爲他對研究古代語音演變方面的音韻學用力最多。此外，他還是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用‘著作等身’一詞可不是對他的恭維，而是合乎其實的客觀描述。

王力1900年生於廣西。他從小家貧，小學畢業後失學，後在博白高等小學任國文教員。靠頑強的毅力自學多年，1924年到上海讀大學。1926年考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當時的清華正是文科冠天下的黃金年代，至今流傳着國學院四大導師的佳話：趙元任、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第一年招生嚴格把關，收了三十多個學生，王力是班裏唯一寫語言學方面論文的。次年王力寫就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兩位指導導師，一位梁啓超、一位趙元任。前者是世俗名聲亮，批語是‘推倒千古、卓越一時’。後者是專業水準精，批了他一句‘說有易，說無難’，日後成了王力的座右銘，陪伴他恆久的學術生涯，王力到晚年說他受益了一輩子。爲了辨正這句古典學術中的‘至理名言’，朱曉農後來還在《方法：語言學的靈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中專門寫了一章《說有無》，詳細辨析了這句話的適用範圍。在科學研究中，對於存在的判斷有三種情況，其中一種情況適用這句話，第二種情況是‘說有難’，第三種情況是‘說無易’。所以，趙元任當年教導王力的那句‘說有易，說無難’，是‘名言’沒問題，但不是‘至理名言’，而是‘有條件名言’。儘管如此，趙元任的這句話所適用的場合最常見，犯這種錯誤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對於研究的新手來說，趙元任的警句應該刻在寫字檯上。

1927年，王力赴法國留學，讀的竟是實驗語音學。他是繼劉半農之後中國第二個知名實驗語音學家。三年後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有一則未經證實的趣聞說：當時同在巴黎留學的還有一位和王力在清華國學院同學的姜亮夫，得了個碩士學位回國。人家問他怎麼一樣留學，王力就得了博士學位呢？姜亮夫答道，王力做的題目洋人都看得懂，所以得了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洋人看不懂，所以只得了碩士學位。

1932年王力回國後回清華教書。那年頭海龜很吃香，趙元任、劉半農一回來就是大教授，連胡適博士帽還未戴（他的論文需要‘大修通過’）也先當上了正教授。可王力當了兩年講師還未轉‘正’。他去問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朱自清只是笑笑，沒直接回答。王力捫心自問，終於發現了問題。過去兩年，他的教學確實不錯，也譯了、寫了不少東西，但終究沒有一部是像樣的學術著作。爲什麼王力兩年間沒有學術著作出來？原來王力家境清貧，留學法國的費用是借來的。留學時就花了大量時間爲國內讀者翻譯巴爾扎克小說掙稿費。回國兩年在教學之餘翻譯了《莫里哀全集》，又爲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寫了《希臘文學》、《羅馬文學》、《倫理學》等文化普及讀物。他的專業是語言學，卻沒有寫出一部語言學著作，難怪朱自清不批准他升教授。明白了朱自清的笑容含義之後，王力決定收心發力，一年之內便寫出了一部《中國音韻學》專著和《中國文法學初探》、《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等有份量的論文。因此，1935年王力再申請時，朱自清又笑了。

王力不僅是語言學上的多面手，而且還是一位多產的翻譯家、詩人和散文家。他翻譯了莫里哀、左拉、小仲馬、都德、紀德、波特萊爾等大作家的小說、劇本、詩歌，共二十餘種。同時王力自己還創作了許多詩歌和散文，分別結集爲《王力詩論》、《龍蟲並雕齋詩集》、《龍蟲並雕齋瑣語》等。很多年後他憑着這譯稿和詩歌散文集當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可那時卻因爲疏於正業而論文不多，影響了升職。

此後幾年內，他狂飆般的發表，包括奠定他音韻學名聲的《南北朝詩人用韻考》(1936)、《上古韻母系統研究》(1937)。還有震動語法學界的《中國文法中的系詞》（1937）。他還寫就了一部音韻學界半個多世紀來一直非常有用的參考書《中國音韻學》（1936），用現代語音學理論來解釋傳統音韻學的概念，敘述了傳統的今音學（中古音系）、古音學（上古音系）和等韻學（宋以後的共時音系描寫）的基本內容。此後五十年，王力先生夜以繼日，幾乎成了寫字機器，出版了上千萬字的作品。八十年代初，還在上學的朱曉農發表了一篇1,500字的小文章，批評王力先生對於‘日母’音值描寫不準確。那是什麼年代，王力先生是學界泰斗，朱曉農不過是個在校學生，只是有股‘初學三年，天下去得’的勁兒。所幸王力先生不以爲忤，寫了篇15,000字的長文作答，同意朱曉農的看法——讓這愣頭青明白了‘再學三年，寸步難行’的道理。後來朱曉農到了北京，有幸每隔一兩個月去拜訪王力先生。王力的太太夏夫人曾對他說：你就不用打電話來預約了，下午四五點來就行，正好讓他休息一下。平時他一早坐下，給他泡杯茶放在邊上，涼了換，換了涼，誰也不敢去打擾他。你來了他高興，跟你聊天，還裏外上下找書，活動活動好。

王力一生著述宏富，出版量達一千萬字。又涉獵廣博，僅語言學內就幾乎包羅方方面面。更兼聯想移植能力超羣，在這些方方面面幾乎都有創新、甚至首創之作。他自己師承‘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晚年趙氏從美國回來訪問，王力拜見時照樣恭恭敬敬三鞠躬），可他強調的則是‘如果墨守師說，學術就沒有發展了’。正是由於王力具有兼容中學西學（不偏倚也不牴觸）、平衡師承創新（不墨守也不妄言）的學風，以堅韌之神勤奮之力，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就。

王力故事徵文2

留學法國，追求“實實在在的東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廣西博白縣岐山坡村。他7歲上私塾。先生講《三國演義》，講到慷慨激昂處，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愛上小說，也產生了他的第一個理想——當小說家。高小畢業後，王力因貧輟學，但讀書不輟。夜晚無油點燈，每天就着月光讀書。書讀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鏡也因此伴隨了他一生。

1924年，帶着別人幫他湊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學之路。王力先就讀於上海私立南方大學國學專修班。他在刊物上發表詩文、小說，既是勤工，也爲追求文學理想。但一年後王力卻因反對校長搞帝制復辟活動而被開除，轉入章太炎當校長的國民大學本科學習。

1926年夏天他報考清華國學院，師從趙元任。國學院有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王國維對這個愛好文學的年輕人說：“我原來愛好文學，後來爲什麼研究古文字和歷史呢?因爲這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爲着追求“實實在在的東西”，王力跟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學語言學。國學院畢業後，王力接受趙元任的建議，去了當時世界語言學的中心——巴黎。

在法國學習是自費的。王力想賣文爲生。他開始翻譯法國文學。商務印書館接受了他的譯稿。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是葉聖陶。葉聖陶先生對他的書評價很高，他認爲王力的文章“翻譯得雅，文筆非常好”，所以葉聖陶先生說：“他的書來一本我們出一本。”後來王力在法國的學費就是葉聖陶先生給的。

王力於1932年歸國回到清華，教授語言學課。課餘仍爲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叢書撰寫希臘、羅馬文學專書，翻譯《莫里哀全集》等外國文學作品。按清華的章程，專任講師兩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卻沒有等到教授的聘書。他去問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這一笑卻令他知恥。他反躬自省，向“翻譯家王力”告別。

不久，他寫出了語言學研究的力作《中國文法學初探》。王力回憶，朱先生看了就很滿意了。於是他在第四年被聘爲教授。

顛沛流離之時，仍不忘學術研究

當代音韻學家唐作藩在採訪中說，“王力認爲過去編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辭源》、《辭海》，他覺得很大的一個缺點，就是羅列詞義，不分主次，不分歷史。”

1930年代王力剛從國外學習回來，看到當時國內語法學研究死氣沉沉，他感覺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語語法。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字沒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寫道，“近年來，大學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現象。一個大學生不能正確地應用本國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見的事。從前的人喜歡用古人的熟語，不合傳統習慣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國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護。現在呢，大家趨向解放與自由，於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國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壞而無建設。”

1935年，王力呼籲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牽頭制定一部標準文法。他認爲5年可以製成草案，3年精細修訂，“8年之後，我們將有一部文法。”儘管想法很好，作呼籲的也遠不止王力一人，但這樣的工作卻遲遲沒有啓動。第二年，王力寫了《中國文法學初探》，倡言拋棄模仿，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工具，從漢語的現實中尋求語言規律。此文幾乎是他扛起中國語言學研究重擔的宣言。

對一種語言規律的研究，必須從該語言的實際中來。但實際的漢語，同當時的社會一樣，動盪而複雜。文言、半文言、白話和歐化的白話，還有千差萬別的方言，都令人無從下手。王力認爲，“這是艱難的一種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語法者，多費百倍的躊躇”。

但就在這時，盧溝橋槍響了，日本全面侵華。北平淪陷，王力隨清華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國文化學術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兩個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長沙。全部家當就是些衣物，幾乎無書可讀。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長沙的一箇舊書攤上看到一部《紅樓夢》，版式古雅，很是喜歡。王力驀然悟到，《紅樓夢》是較爲純粹的清代北京口語，不正是語法研究理想的材料麼。他在驚喜中買下了這部書，併購得另一部清代白話小說《兒女英雄傳》。

漢語言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傅雨賢在採訪中談到了王力買書的細節。“他覺得這個材料非常寶貴，一個是，對象很明確，沒有方言的雜蕪，還有就是沒有古代漢語的雜蕪，所以買了這兩本書，還沒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經開始在研究了，”傅雨賢說，“他把這兩部著作的所有用詞造句的規律，一個個的做卡片，之後就進行歸納整理，突破了《馬氏文通》沿襲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從漢語實際出發。王先生髮現，詞法是次要的，因爲我們漢語沒有什麼形態變化，不像英法德俄語這些，形態變化多，所以那些外國語都是以詞法爲主，他說中國以造句法爲主。”

後來王力一家輾轉來到昆明，在昆明龍頭村的歲月裏，王力白天備課授課，晚上寫作。點不起煤油燈，他點豆油燈，妻子夏蔚霞在旁借點光亮編織毛衣。一個月能織五件，貼補家用。到80歲時，這艱難的時光仍歷歷在目，王力賦詩贈妻：“七省奔波逃獫狁，一燈如豆伴淒涼。”就在這樣的境遇裏，整整5年，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問世。隨後兩書普及本《中國語法綱要》完成。到這時王力已在語言學研究上留下了許多第一，如第一次給出了語法的定義：“語法就是族語的結構方法。”

戰爭沒有毀掉中國的學術，王力的成果與幾乎同時發表的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高名凱《漢語語法論》一起標誌着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成熟，並很快影響到了國外學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說，“這3部鉅著是奠定了我們國家20世紀40年代當時傳統語法的學術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一部書。”

建設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戰流亡的艱苦歲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經在語法、音韻、詞彙、詩律、方言各領域全面鋪開，並計劃着中國語言學的未來。王力著文：

咱們對於抗戰建國，沒有必勝必成的信念則已，否則咱們應該料想到中國語文有興盛的一日，那時節，漢語雖不一定能像英語一般走到人家中學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學裏也會有漢語一科，和英法德俄諸語並重。那時節，咱們有沒有像《牛津字典》一樣的好字典給人看?有沒有像葉斯珀生或泊爾姆的英國語法一樣好的中國語法給人家看?中國語言學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將來中國語言學界人才濟濟。

剛復員的中山大學聘王力做文學院長，他提出的任職條件是，辦一個語言學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設了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王力設計了教學大綱和主要課程，延請了方光燾、楊樹達、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執教、講學。他自己除了授課，甚至還檢查樓道、廁所的衛生。

1950年，隨着戰爭硝煙的散去，中國第一批語言學大學生從中山大學語言學系畢業。到1953年，4個年級在校生只有13個。到了夏天，7名學生畢業，實屬盛況空前。王力在家中爲他們開歡送會。

到了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政府開始大力推進文字改革以及各類掃盲和文教工作。這一年語言學系破天荒地招了兩位數的學生。新生剛入學，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又整體併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的學生李煒在採訪中說，“如果沒有當年的這個合併，就沒有今天的北京大學漢語言專業，也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北京大學中文系這個樣子，對整個語言學、語言學界，他都功不可沒。”

白天打腹稿，夜晚寫書

王力一方面支持應用和普及，同時又堅持基礎研究，他認爲詞彙學、語義學、修辭學、詞典學和實驗語音學以及繼承中國傳統語文學遺產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漢語》、《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學史》等編撰成書，同時也培養了中國第一代漢語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的大革命”開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學戛然而止。

古人說，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說“九十里纔算百里的一半，就因爲最後的十里最艱難，而且最有價值”，“如果爲狹隘的功利主義所矇蔽，急功近利，中國語言學就不會再有發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這位60多歲的老人被抄家、批的鬥，書稿查封，被髮往煤廠拉煤勞動改造。日記中他寫道，“不容於世”，“不見諒於骨肉”。“變化如此大，殊爲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裏，他仍堅持憑記憶中的材料進行思考、研究。被允許回家時，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把白天勞動時打的腹稿寫下來。“文革”一結束，他拿出兩本書稿，一本《詩經韻讀》，一本《楚辭韻讀》。“文革”后王力還修訂了《漢語史稿》，1950年代撰寫的.這部著作搭出了漢語歷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後在他84歲時將《漢語史稿》擴充和修訂成《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完整呈現了漢語發展歷史。他爲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時間。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參加全國文代會，與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吳祖湘、楊晦、王力、王瑤;後排左起：謝冕、段寶林、劉紹棠、費振剛、宋士傑、賴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歲，還將餘勇寫千篇”

當代語言學家詹伯慧在採訪中感慨地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怎麼樣，我的事業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執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標”。

王力25歲學英語，27歲學法語，到了50多歲，還跟學生們一起學俄語，直到他80歲的時候他還聽日語的廣播學日語。“文革”結束那一年，76歲的王力寫詩送給自己：“漫道古稀加十歲，還將餘勇寫千篇。”爲了把十年時間補回來，王力到後來更加倍地工作。他上電大講課，對各種演講、約稿統統來者不拒，甚至對向他求教怎麼寫信，怎麼學普通話，學外語，學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進入北大中文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談道，“接受普通話異讀字審音這個工作時，他已經是83歲高齡了，審音表發表後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這是他對國家語文現代化最後的貢獻。所以我非常感動於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後一次回到中山大學。中大邀請他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做題爲“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的演講。5000人座位的紀念堂，竟來了12000人，把紀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滿了。傅雨賢回憶說，“他一看密密麻麻那麼多人，他很感動啊!84歲了，結果他足足講了一個鐘頭。專業課一次12000多人聽，中國教育史上沒有過，我估計世界教育史上也沒有過，而且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公開課。”

1986年，王力辭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後在他學生手中完成，大家將它命名爲《王力古漢語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還在從早到晚堅持工作。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張雙棣回憶說，“後來他在一張紙上，一個信封上寫着，‘張雙棣答應幫我寫亥集，我做什麼呢，整天疲勞。’這是他的絕筆。”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將10餘萬元稿費全部捐出，在北大設立“王力語言學獎金”。這是“文革”後最早的個人捐贈學術獎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獨而尊嚴”的美譽。

王力故事徵文3

今天，我無意中翻開了一本書，裏面記載着許多著作和許多傑出的人的成功的祕密，於是我隨意翻開了這一頁，帶着無比敬佩之情閱讀了下去。

這個故事主要介紹了王力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在他小時侯因家窮，無法上學讀書，但酷愛讀書的他一直堅持不懈，刻苦讀書，在親人的幫助下先考上了上海南方大學；

又考上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最後到巴黎獲得了博士學位後回國教學，王力一生工作負責，一心忠於革命，最後還利用的稿酬設立“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金”的光榮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