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姥爺，我媽媽的大舅，不久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四歲。他的一生，就像一個標本，每一小節，都密密麻麻地烙着時代的印記。
人活到最後，只剩下活着，但有的人是將富貴、貧賤、幸福、磨難都經歷了。我的大舅姥爺呢，他這一生，幸福的時刻太少，他受的磨難，似乎比他這一生都長。
大舅姥爺年輕時有個外號叫“細腰”，一個男人叫這麼個外號挺奇怪，村裏人就叫我看：“你看你舅姥爺腰多細。”我遠遠地看向正挑着水桶走過來的舅姥爺，他肩膀寬寬的，線條凌厲地直下，正是如今所言的“倒三角”，農村人不談審美，只說他一看就是個莊稼把式。他幹起農活的確又靈巧又捨得出力，還有一手好廚藝，誰家辦紅白喜事都請他去做飯。這麼個人，卻打了一輩子光棍，在當時倒也不稀奇，一個破落地主出身，能抵消他全部的優點。
他祖上有些田地，到他父親手上時，據說還有幾十畝，但都是些薄田，好點的都被他父親輸光了。他母親去世得早，父親總是在年前把那點地租輸掉，年後青黃不接時，就帶着兩個兒子去逃荒要飯。
小舅姥爺說他那時只有五六歲，最怕他父親讓他坐到筐裏去，另一隻筐裏已經裝了鍋碗和棉被，扁擔一挑，就可以上路。他總哭着不肯上去，但最後，還是坐在筐裏，跟着父親和哥哥，一路要飯，來到六安一個叫徐集的村鎮，停留在那裏，到割麥時節才離開。
十多歲時他們變成地主羔子，田地被沒收，唯一的一把太師椅也被工作隊扛走了。
兩個舅姥爺的婚事因此被耽擱，媒婆見了他們都躲着走。據說也曾有一家人，有個獨生女兒，那年修房子，大舅姥爺去幫他們打土坯，他們看中他好人才，希望他能入贅，跟前跟後地跟他商量，大舅姥爺不說話，幹完活就走了，失去這輩子唯一一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機會。
大舅姥爺一輩子就吃虧在心高氣傲上了，他的出身讓他不得不低頭，他就要在別的地方找補回來。不管他怎麼勤扒苦做，家境也很難改變，不請自來的，是令無數中國人談之色變的1960年。
最先餓死的，是舅姥爺的奶奶，也是我姥姥的奶奶，我媽喊她太奶奶。這個太奶奶，是我媽荒蕪的童年記憶裏的一抹暖色。那時家裏有點啥好吃的，太奶奶都會給我媽留着，還時不時叫大舅姥爺跑上幾十裏地，送去從附近溝渠裏挖的藕、釣的魚蝦、撈出來的雞頭米，加上樹上結的棗子等等，滿滿一筐好吃的。
饑荒年月一開始，太奶奶就不肯吃飯了，從公社食堂裏打回來的那點稀湯端到面前，她掉過臉去，硬餓。兩個舅姥爺求她吃，她說：“傻孩子，我吃了，你們吃啥？我是死得着的人了，你們年輕輕的，還沒活成個人呢。”大舅姥爺說：“直到最後，她牙關都咬得鐵緊。”隔了那麼多年，大舅姥爺的口氣很平靜，我聽了卻有些異樣的感覺，看着眼前這個衣衫襤褸的老頭兒，我想，他原來也是被人全力愛過的啊。他的奶奶，知道這個大孫子後來再沒被人那樣愛過嗎？
大舅姥爺的父親緊隨其後，先是浮腫，然後覺得渾身不舒服，跑到縣城去看病，還去了他女兒也就是我姥姥家。我姥姥不大待見他，要他回去，他回去不久就死了。我媽說：“哪是什麼病啊，就是餓的。”
我覺得姥姥未免涼薄，我媽說：“也是怪他一輩子不正混。再說，那時候，給他吃了，我們就得餓死，你不知道那大饑荒啊，經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樹上的葉子全部被捋光，冒個芽就被摘掉，榆樹什麼的就不用說了。地上長的剔剔牙又苦又澀還有刺，也被人薅回去煮湯，就那樣後來還照舊能長出來，那是老天養人。種子要在糞便裏泡過才能種下去，不然人家就扒出來吃掉，就這麼着，種下的花生，照樣有人扒出來，回家使勁烀了再吃。”
飢餓中，一向疼愛我媽的舅姥爺們也變了，我媽原本是在他們肩膀上長大的，現在，再回去，他們都是嚴陣以待，一臉寒霜。許多年後我媽說起這些，並沒有責怪之意，飢餓讓細枝末節都變成生死取捨，他們擔心我媽吃他們那點口糧，也是人之常情。
那是最爲可怕的三年，之後也沒好到哪裏去，能吃頓飽飯還是在1978年之後，舅姥爺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了。
年景好了，地不夠種了，大舅姥爺琢磨着還能幹點啥，他當年逃荒要飯一度還給人做過長工，去過些地方，知道貨郎挑子很受歡迎，他腦子活絡眼皮子夠使，這活兒，他幹得了。
他託我爸買了輛鳳凰自行車，在城裏批發了些針頭線腦布匹糖果，又弄了個撥浪鼓，走鄉串戶地吆喝上了。
靠着這小買賣，大舅姥爺成了村裏的冒尖戶，走起路來腰桿直直的，眼睛看到天上。我小時候去他家，就聽隔壁女鄰居捂嘴竊笑：“你看你大舅姥爺傲的，果真錢是人的膽。”也有人來給他說親了，那時他也不過四十多歲，村裏跟他情況差不多的，都想方設法討了媳婦。外村的寡婦或從外地“帶”回來的女人，大舅姥爺一概拒絕。我姥姥最瞭解這個兄弟，說：“他是怕人家來吃他的。你大舅姥爺啊，最‘尖’了。”
吾鄉，這個“尖”，指的是吝嗇。大舅姥爺的“尖”也是出了名的，都說他手頭票子不少，但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村裏人都住上瓦房了，他還是那幾間茅草房，快塌了，才勉強蓋了兩間小房。人和牲畜一個屋，晚上，人們聽着廣播拉着呱，總能聽見那頭大黃牛不甘寂寞地嘩啦啦尿起來。大舅姥爺最大的愛好是數錢，閒來沒事兒，他就坐那兒數錢，或是朝牀上一歪，或是往樹下一靠，掏出口袋裏那沓鈔票數啊數的，每一次點數，似乎都有一種“人生若只如初見”的喜悅。
正是這個愛好，斷送了他的貨郎營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門進貨，午飯時候也沒回，下午，他臉色灰灰地回來了。我媽問他咋了，他拿出一塊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說話，問之再三，才知道，他這大半天，都在等那個把這塊茶色玻璃“抵押”在他這裏的人。
是那種老騙局，一個人賣所謂祖傳寶貝，另一個人想買，沒帶錢，轉臉看見大舅姥爺，求他把錢先墊付一下，以這寶貝再加一塊手錶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錢，馬上就回來，還有重謝。
大舅姥爺墊付了三百塊，然後等啊等，等到旁邊開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提醒他說，這人是個騙子，大舅姥爺方纔明白上當了，失魂落魄地轉回家來。
此事的唯一後果是，大舅姥爺再也不願意進城進貨了。他沉默地結束了貨郎生涯，又去想別的致富門道。村裏修水渠時，他在村口賣過“胡辣湯”，我還去喝過幾大碗，至今仍記得那種彩旗飛揚、鑼鼓喧天的歡實勁兒。施工隊撤了之後，他試着種西瓜、香瓜，還養過一種安哥拉長毛兔，賣兔毛，等到這個營生也逐漸衰落，他去幫村裏的窯廠看磚窯，這個活最後被窯主親戚頂掉了，他就到城裏來找我爸，讓我爸給他找點活幹幹。
我爸當過多年記者，這點人脈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個單位看大門。對於大舅姥爺來說，這個工作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紀，睡眠少，幫上下夜班的人一再開關門也毫無怨言。他話少，生得威嚴，那個單位，從領導到普通員工，對他很有些尊重，過年的福利也分給他一份。閒暇時候，他學會了修鞋的手藝，經常幫員工們義務修個鞋什麼的，只收個成本費，很受歡迎。
大舅姥爺在這個職位上幹了好幾年，七十三歲那年回到家鄉——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說法。再則，他的身體的確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親手蓋的那兩間小磚房裏。
這一願望沒能實現。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開發商看上了，找了村裏的幹部，動員村民拆遷。大舅姥爺不答應，村裏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裏打水；停了他的電，他本來就不怎麼用電，唯一的`家用電器就是那兩盞五瓦的燈泡，這下，他乾脆睡到門口屋檐下，還可以防止拆遷隊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裏面。
我仔細瞭解過開發商給出的價碼，一平方米賠償四百塊，加上宅基地的補償款也不過五六萬，而開發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爲兩千元，也就是說，賠償的那點錢，只夠買個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覺得義憤，贊成大舅姥爺對抗到底，不過此時已是深秋，似乎不適合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爺說：“有什麼事兒，給我打電話，需要的話，我可以立即趕回來。”
過了好一陣子，大舅姥爺那邊沒有動靜，我打電話問我媽，我媽說，他已經答應人家了。我驚叫道：“這怎麼行？”我媽說：“別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倆待在那裏，好像他們多難纏似的，村裏人也老說他們，他們就搬了。”
唉，其實我也懂，大舅姥爺愛他那房子，但更愛面子，生平最怕給人添麻煩，受不了人指指戳戳，即使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筆拆遷款後，他和小舅姥爺一道，依傍小舅姥爺的養女生活。養女已經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個上下一共兩間的小樓，兩個舅姥爺，就在樓下搭了兩張牀。那五六萬補償款，加上以前的積蓄一共十二萬，他們一起交給了養女。
白天，養女夫婦出去打工，兩個舅姥爺就幫他們帶孩子、做家務。逢集，大舅姥爺到門口支起補鞋攤子，小舅姥爺幫村委會掃垃圾，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頗能過得去。
但大舅姥爺開始生起病來，也不是什麼大病，他這一生，將這身體用得太狠，又養護得不夠，像是一輛年久失修的破車，三天兩頭地要進修理廠。大舅姥爺每次進醫院，醫院都會下住院通知單。
大舅姥爺是五保戶，按政策醫藥費全報，但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醫保的系統裏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養女去找鎮政府管這事兒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會，村委會則發誓說報上去了，還叫她去鎮上。
再去鎮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幾個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說：“等這把打完。”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來，從包裏抽出個塑料袋，上集市買菜去了。等他買菜回來，得到的答覆還是，找你們村委會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聞的同事，同事輾轉找到該鎮一個分管文化衛生的女副鎮長。女副鎮長答應得很好，就是不解決，其間周折我也忘了，一籌莫展之際，我發了條微博，說了這件事。這條微博被一些影響力比較大的朋友轉發，很快，舅姥爺的養女打電話來說，鎮裏派人來看他們了，答應馬上幫他解決，同時也抱怨他們不該捅到網上，委屈地說：“我們不就打個小牌嗎？”倒說得大舅姥爺很不好意思，轉臉就罵那養女不該到處講。
大舅姥爺從此可以順順當當去住院了，住了幾回之後，他不肯再去，說他看了那住院單子，每次都要花一兩萬，雖然不要他掏錢，但那也是國家的，他這把年紀，不能這樣糟蹋國家的錢。
大舅姥爺就那樣在家裏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與命運硬扛。與此同時，他周圍的一些人，爲誰家給他辦喪事而爭執不已——吾鄉規矩，在誰家辦喪事，收取的份子錢就歸誰。舅姥爺這一生，不曾結婚生子，放出去的份子錢，可以一次收回，數目想來不少。
在那個春末，大舅姥爺終於將生命清零，他沒有留下子女，也未曾聽說有什麼感情瓜葛，他這一生，活得像一塊石頭，唯一的意義，似乎只是在石頭上留下風雨的痕跡。記得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時，是帶着我的孩子去的。聽到死訊時，我對兒子說：“你還記得前幾天我們看望的那個太姥爺嗎？”八歲的孩子眼皮都不擡地說：“他死了是嗎？”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說：“我當時看到他躺在那裏，一動不動的。”我說：“你有沒有覺得他很可憐？”兒子說：“我們將來不都得這樣嗎？”
也是，我們將來都得這樣，這也許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