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們家在解放小學前面的“樓星衚衕”住，那年我七歲。一天，在外面玩，聽人家說報名上學，我趕緊回家和大人說，也要上學。可到學校一問，已經晚了，人家已經開學了。爲此事和家裏鬧了好幾天，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等明年。
那時，我家外屋還住着一戶姓裴的人家，老兩口年齡比我父母大很多。他們三男三女六個孩子，大兒子二兒子都已在外地工作，我沒有印象。三兒子結婚那年回來住了幾天，後來也走了。只有三個女兒我都熟，老大秀芝，老二鳳芝，老三桂芝，因他們家是樂亭人，稱三個女兒爲“芝頭”、“鳳頭”、“老丫頭”。這最小的“老丫頭”比我大一歲，我叫她“老姐”。老姐看我沒報上名不高興，就把她讀完的課本找出來，一課一課的教我，使我在上學前就學了好多，第二年上學自然是輕車熟路，學得很輕鬆，很容易的被老師指定爲班長。可好景不長，一年沒到頭，父親的單位分了房子，我家要搬到糖廠的家屬房去住，那裏離解放小學有十幾里路呢。
家裏讓我轉學到縣政府旁邊的和平小學，那裏離新搬的家能近一大半的路程。就這樣，我轉學去了和平。轉年升入二年級的時候，班主任歇產假，班級由師範剛畢業的實習生暫時代理，今天換一個明天換一個，班級秩序一下子亂了起來。正巧這時碰上解放的同學，說他們已經發展了少先隊，看着他們都帶着鮮豔的`紅領巾，心裏很羨慕。而這裏的少先隊在我轉來之前剛發展完一批，第二批暫時還沒有消息。我又和他們談起了班裏現在的情況，幾個好朋友一聽，紛紛動員我說：“還是回來吧，咱們還在一個班多好哇。”我心裏也早在這裏呆夠了，第二天，也沒敢和家裏商量（主要怕他們阻攔我），自作主張找學校開了張轉學書，要回解放去上學。
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來，我和他講了這件事，果然，爸爸一聽，連連說不行：“怎麼能又折騰回去呢，天天來回跑太遠了。”邊說邊把轉學證明拿過來，仔細一看，上面還真沒寫轉往哪個學校，就說：“要不然就上糖廠的子弟小學吧，雖然不算太近，但總比解放近多了，上學放學伴也多，前後院的孩子都在那上學。”我想，那就試試吧。就這樣，第二天爸爸領我去了糖廠子弟校，當時的校長還開玩笑的對爸爸說：“怎麼也沒問我們收不收就轉來啦？”我心想：“根本就沒想往你們這轉，你就偷着樂吧。”
當時的糖廠小學在火車站旁邊，是一棟外國人留下的棕黃色的磚房，門前是高高的臺階，屋裏面天棚地板，條件比街裏的學校強多了。只是冬天也沒有暖氣。一到冬天，各班都在屋裏生個大爐子。可一坐下來上課，還是很冷。有時老師實在禁止不了學生們的跺腳聲，索性就讓大家一齊跺一陣。只聽老師一聲令下，全班三四十人，在木地板上一齊跺起來，一時間“咚咚”山響，一些淘氣的男生甚至還敲起了桌子，嘴裏“嗷嗷”亂喊，只見教室內煙塵滾滾，人聲鼎沸，隔壁的老師也講不了課了，也發令一齊跺起腳來。每到這時，便是大家最興奮的時候，竟比課間操還熱鬧，不一會兒手腳就都緩過來了，老師再接着上課。
沒過多久，學校搬到了工廠院裏。糖廠的廠區圈了兩個大院，裏面單圈了一圈是生產區，外面的一圈都是生活服務機構，甚至還有幾座住宅樓，那是當年的蘇聯專家和廠領導住的。另外還有託兒所、文化宮、跳舞廳、浴池等等，學校新搬的地方離浴池很近。在那裏雖然只呆了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卻有很多有趣的事讓我至今難忘。
糖廠在阿城是個百年老廠，廠區建築都是歐式風格，綠樹掩映其間，像個大花園。生產的“雪花”牌白糖、方糖、奶糖、酒糖等馳名中外，廠裏的專家、領導們都配有牛奶喝，一到週末還有舞會。就連我們這些工廠的子弟也有點待遇，每年“六。一”發點糖塊，每週免費洗一次澡。
浴池離我們最近，時間一長便看出了規律，看門老頭沒事時總愛去旁邊的鍋爐房嘮嗑。我們下午放學早，沒事幹就去浴池玩。我們先在遠處觀察，看老頭踱到鍋爐房去了，便一溜煙跑進去，等他發現已經來不及了，又都是一羣孩子，也就假裝在外面嚇唬幾聲算了。而裏面洗澡的可就遭殃了。女浴池裏一共兩個池子，我們四五個人又是跳水又是潛水，把那些大人都擠到一個池子裏去了，滿屋子的人都在抗議：“這都是誰家的孩子？這麼能作呀！”有的忍無可忍，到外間穿衣室隔着門找老頭算賬：“你怎麼看的門啊，怎麼把小孩子都放進來了？”老頭也沒辦法，只好在外面假裝咋呼幾聲應付局面。等到我們瘋夠了，一個個笑嘻嘻的一溜煙跑出來，老頭剛要找我們算賬，我們早沒了蹤影。
可能是學校在廠院裏太鬧了吧，也許是那個院太小，後來又搬家了，搬到廠南門外，這個院子很大，教室也多，這回穩定了好多年，我們畢業好多年後學校還在那裏。
小學六年，瀟灑，快活，無憂無慮，匆匆而逝，當我懂得珍惜它時，它卻早已離我遠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