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來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當前婚育成本顯著上升，在現實的意義上擠壓人們的生育意願，尤其是女性青年，讓人們不敢多生。2021年以來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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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一些地區出生人口數量仍在延續下滑態勢。
目前，包括貴陽、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佈的出生人口數據、新生兒篩查或戶政出生登記等數據都出現了同比下降的情況，一些地方的下降幅度超過一成。
貴陽市衛生健康局網站數據顯示，貴陽市2021年1-10月全市 常住人口出生36425人，2020年1-10月全市 常住人口出生43783人，兩相比較，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8%。值得注意的是，該網站寫的是2021年10月數據，但實際上是1-10月累計數據。
在安徽池州，2021年1-10月戶政出生登記8371人；2020年1-10月戶政出生登記10598人。兩相比較，今年前10月下降了21%。
根據此前9月公佈的“關於《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的說明”，安徽省出生人口連續4年減少，人口形勢極爲嚴峻。據安徽省全員人口數據庫統計，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別爲98.4萬、86.5萬、76.6萬、64.5萬、53萬（預測），年增長率爲-12.1%、-11.4%、-15.8%，-17.8%，整體呈斷崖式下降趨勢。
在山東省膠州市，2021年1-9月，出生醫學證明簽發4644份；2020年1-9月，出生醫學證明簽發5263份。兩項比較，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1.8%。
河南是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根據河南省發佈的數據，截至9月22日，全省完成新生兒“兩病”篩查58.83萬例、聽力篩查58.92萬例，篩查率分別爲98.69%、98.85%。據此推算，2021年三季度河南新生兒約59.61萬。而河南2020年三季度新生兒爲73.43萬。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河南2020年統計的數據是截至當年9月底，而2021年統計的是截至今年9月22日，從時間上兩者差了8天。
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出生人口持續下降，有多個方面因素，首先就是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尤其是有資格當媽媽的人在逐漸減少。這是出生人口逐漸減少的源頭和基礎。
他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的歷年出生人口數據看，我國出生人口在經歷1987年這一近40年的最高峯（2508萬人）之後，連續多年下行：1991年跌破2300萬人；1994年跌破2100萬人；1998年更是跌破2000萬人大關，直至2020年跌到1200萬人。可以預見，隨着“95後”乃至“00後”陸續進入婚育階段，未來出生人口仍面臨不小的下行壓力。
其次是生育年齡推遲。董玉整說，現在很多人初婚初育年齡達到27歲以上，比法定結婚年齡（男性22週歲，女性20週歲）大幅提高。許多人的實際生育年齡超過30歲以上，早已經成爲了大齡孕產婦，甚至成爲了孕產活動中的高危人羣。同時，近年來，不孕不育人羣增多。
再次，當前婚育成本顯著上升，在現實的`意義上擠壓人們的生育意願，讓人們不敢多生。例如，青島市統計局公佈的青島市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查報告顯示，該市農村青年生育二孩、三孩意願不強。寧波市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報告也顯示，多數農村青年對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願普遍不高，尤其是女性青年。
董玉整說，新冠疫情也對生育有所影響。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已經明顯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生育行爲和生育水平。雖然疫情讓人們有更多時間待在家裏，夫妻之間有更多的時間相處，但疫情影響了現實的生活和生育水平，削弱了人們生育孩子的熱情和動力。
針對生育壓力大、生育意願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趨勢，近年來中央和各地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要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8月20日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採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綜合採取規劃、土地、住房、財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動建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嬰幼兒家庭獲得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國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支持幼兒園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區提供托育服務。
在地方，近期以來，多省份密集修改當地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各地普遍延長了產假、增設育兒假。黑龍江、吉林、安徽提出了建立實施生育、育兒補貼制度。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佈《關於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這是全國首個發放育兒補貼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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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活成本是破除“老齡化”“少子化”危機的第一密鑰
在大部分老一輩眼裏，這代年輕人的婚育觀念簡直豈有此理，怎麼可以後繼無人？“催婚催生”成了年輕人回家看爸媽時最令前者頭疼的老問題，但被這個惡性循環困擾的又豈止是小家呢？
往大了說，如果缺少適應社會未來發展需要的一定數量的新生兒，整個國家都會陷入“無人接班”的尷尬局面；沒有足夠的新生血液，人類社會發展到後期必將趨於乏力。
“你不生我不生，日後養老誰來撐？”這是父母對後輩的發問，也是國家對生育率大滑坡的擔憂。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這一任務，已然迫在眉睫。
優生優育的觀念，已經隨着時間的流逝印在了很多由獨生子女階段過來的年輕父母的心底。
從那個超生還要罰款數萬的年代走過來的人們，曾用了漫長的時間轉變觀念，如今要想再次開放生育、重培生育慾望，自然也需經歷一定階段，甚至因爲大家更爲普遍地接受素質教育而要費上比之前更加漫長的時間。
政策的干預就是起到一個助推作用，國家希望這個轉變可以來得更快一些，以保證發展需要——但政策干預絕不會成爲提高生育率的決定性因素，全民經濟基礎纔是。
年輕一代往往渴求更有品質的生活，而不願意被過於高昂的生活成本困擾。爲難的是，小孩的降生帶來的一系列苟且正是有悖他們的追求。孩子是物質與情感的投資對象，也是能帶來希望的天使，擁有這份美好應當是建立在基礎生活得以保障之上，否則只能讓一家子人“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何打牢經濟基礎、減小生育壓力？國家其實已經在努力給我們答案，比如醫療補助、延長產假、扶植青年人就業、實行教育“雙減”政策，等等。的確，只有當生育後代不再有損普羅大衆的生存品質，一些不必要的開銷可以免去，人們才更願意生養小孩。
“人生太苦自己承受就好，何必讓孩子來這世上走一遭”，這樣的嘆息常常從年輕人的口中發出，成了社會的痛點。當養孩子不再拖全家人後腿，當我們有餘力爲生活加點甜，“二孩”“三胎”的政策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有了底氣的年輕一代才能不對生育“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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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輩人的觀念中"養兒防老"深入人心。因此，即使在經濟落後、飯都吃不飽的時代，他們仍會選擇生4-5個孩子，許多人甚至會生6個以上的孩子。
正因爲如此，1982年中國總人口達到10.09億，佔世界總人口的21.96%。到1990年，中國進入了人口紅利期，這爲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人口支持。
而近年來，“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話題一再引起網友熱烈討論。出生率出現斷崖式下降，爲何能引發熱議，這與我們每個人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應該清楚的是，出生率的下降會減少人口紅利。在我國處於人口紅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足，撫養率低，經濟負擔相對較小。出生率的下降將導致活躍在各行各業的勞動力人口減少，勞動力人口比例的下降將直接影響撫養率。
想象一下這樣一幅畫面：當我們年老時，街道上擠滿了老年人，沒有那麼多年輕人支付養老保險。社會養老金是否還足以讓我們享受老年生活？
現在老年人是較爲快樂的，因爲年輕勞動力仍然足夠，不管在人力和財力方面，都能使他們獲得相對高質量的老年生活。然而，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加劇，如今的年輕一代步入老年時，他們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將成爲一個大問題。
如果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加強儲蓄個人養老金的意識。目前，消費養老金計劃是一種很好的個人養老金儲蓄方式。
消費養老金創新模式旨在解決社會老齡化加劇情況下的養老金短缺問題，從市場中尋找新的養老金來源，彌補現行制度下養老金的不足。消費養老金的核心是消費者購買企業產品後，企業給予消費者一定的養老金反饋制度，在不影響企業運營和消費者日常消費的情況下，輕鬆積累養老金。人們只要通過日常自然消費就能積累可觀的養老金，而不用改變任何消費習慣，不增加任何支出。非常有利於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促進大學生和青年羣體創業就業。解決養老金問題，彌補養老金短缺，應對老齡化加劇，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無論是國務院的文件還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聲明，都向我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們不能完全依靠社保來實現老有所養，還需要家庭和個人未雨綢繆，及早做好個人養老金的功課，爲自己儲備好個人養老金。
總體而言，面對低出生率和突出老齡化問題的社會背景，人口紅利將減少，僅靠社會養老保險來養老是不夠的。
當養老金不足時，是降低退休生活質量，拮据度日？還是提前規劃退休生活，讓老年生活有所保障？這是一種選擇。每個選擇都無對錯之分，但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