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讀後感是一種情懷的抒發，著作中的思想內涵是不可忽視的，讀後感也可以寫成讀書筆記的形式，讀後感是讀書之後的思考和感悟，參考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你也能寫出自己的感悟。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1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着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爲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爲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裏，已經成爲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裏，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爲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裏，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爲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爲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爲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着，拖着，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爲。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爲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爲太子，誰爲下一任皇帝，作爲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爲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着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爲長子，就應該爲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爲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爲。在以禮法爲根本原則的社會裏，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爲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着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爲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爲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爲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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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衆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爲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爲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着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着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裏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爲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着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麪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 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 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爲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爲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着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着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爲世界奇觀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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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歡的歷史學家，喜歡他細緻冷靜的筆觸，喜歡他顯微鏡下的大歷史觀，喜歡他對歷史技術性的剖析，喜歡他描述時理性、同時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萬千讀者中普通的一員。王朔先生在他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中開篇就提到“說來慚愧，《萬曆十五年》這本寫於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陸發行並引起強烈反響的書，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於一觀。”而我是2000年時得聞其名，真正與其結緣已是六年之後的事，屆時《萬曆十五年》已經再版21次。三年之後，提筆想寫點什麼的時候，才發現它真的是好評如潮。面對如此多名家的書評，我真正感覺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了，好在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萬曆黃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裏，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使處於統治危機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現了短暫的復甦和繁榮，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20歲親政以後，萬曆皇帝也曾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曾經組織三次大徵。但後期他怠於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以至於“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萬曆皇帝對朝野上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先生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爲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爲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萬曆十五年》分七個章節，敘及六個主要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身敗兼名裂。這種情形實不是某個人性情能力導致的成敗得失，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爲了其的犧牲品。《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爲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爲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萬曆十五年》採取傳記體的鋪敘方式，以人物爲中心，選取不同的角色來代表當時社會的不同階級，濃縮了明代中晚期社會結構，也濃縮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這種描述方式使歷史專題的研究變得大衆化，讓原本枯燥、單一、專業性極強的學術專著成爲每一個人都能讀懂的文章，每一個人都爲之吸引的故事。六個主要人物，七個章節，看似個各各獨立卻有一條主線一脈相承。而作者對明代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緊緊圍繞這條主線，在每個章節中緩緩展開、娓娓道來，潛移默化中打動着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