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2021年僅增48萬，多省出生人口創新低，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我國人口2021年僅增48萬，多省出生人口創新低。
我國人口2021年僅增48萬，多省出生人口創新低1
1月17日，備受關注的2021年主要經濟數據出爐。
初步覈算，2021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突破110萬億元大關，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1%，經濟實力顯著增強。
相比於GDP的強勁增長，去年人口增加48萬，這是自1962年以來人口增長量最低的一年。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爲1062萬人，出生率爲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死亡率爲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爲0.34‰。
我國人口負增長何時到來？這成爲公衆關注的焦點。
“零增長”早有預兆
近年來，中國人口增長放緩態勢明顯，多個省份出生人口創下新低。
這從最近一些省份陸續公佈的2020年人口出生數量中可見一斑。
以戶籍人口第一的河南來說，《河南統計年鑑2021》顯示，2020年河南新出生人口數量爲92萬，這是河南統計年鑑從1978年出生人口有記錄以來首次低於100萬。
同爲中部人口大省的湖南，2020年人口出生率爲8.53‰，爲1950年以來新低。2020年湖南出生人口爲56.64萬人，也是1962年以來首次跌破60萬人。
除了相對“能生”的河南和湖南，江蘇、吉林等地的出生人口在2020年也都創下新低。
在人口死亡率保持相對穩定的同時，出生人口的降低無疑是導致人口增長下降的主要原因。
人口“零增長”提前到來引發公衆對人口負增長的擔憂。
零人口增長的絕對意義是指當年的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相等，但發生這樣巧合的概率幾乎不存在，所以根據已經實現了人口負增長的國家的經驗和模式來看，零人口增長通常以某個時間段衡量，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時間點或者某一年。
2020年我國的淨增加人口是204萬，2021年淨增加48萬，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是0.34‰，相對於14億的中國人來說，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零增長”的區間。
對於“零增長”的到來，有學者表示，從人口增長的變化來看，“零增長”比預期來得要快一些，原本的預計是“十四五”末期，但是2021年是“十四五”的第一年，中國就面臨了人口增長新困難。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表示，“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沒有什麼懸念。
人口“零增長”背後，是育齡婦女的減少。
作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能否一直保持人口數量第一也備受關注。
此前，根據聯合國的測算，我國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14.6億的峯值後趨於下降，到2050年爲14億。
▲人口“零增長”背後，是育齡婦女的減少。圖/unsplah
根據國家統計局此前公佈的數據，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總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2019年的比2018年減少500多萬人。
而2016-2018年15-49歲育齡婦女減少的數量分別爲491萬、398萬和715萬。2018年和2019年減少的數量較以往明顯增多。
在17日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指出，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比上年減少，人口出生率下降。主要原因之一是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
2021年，15-49歲育齡婦女比上年減少約500萬人，其中21-35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減少約300萬人。
增量在減少，總量沒有減少
對於人口提前進入“零增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侯海波曾表示：“外界之前對中國人口將減少的擔憂其實來自增量的減少擔憂，但是人口總量還是繼續保持增長。”
寧吉喆在此次發佈會上也強調，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人口總量將保持在14億人以上。
不過，也有專家認爲，雖然中國人口目前保持在14億多的規模，但是人口具有隊列效應，1998年齡段適齡生育數量比1990年齡段適齡生育大幅減少，如果這部分年齡段生育意願下降，未來中國人口能否保持14億規模還是存在一定壓力。
對於育齡婦女生育意願的下降，寧吉喆表示，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大，目前仍有3億多育齡婦女，每年能保持1000多萬人的出生規模，人口總量將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長。
值得關注的是，2021年人口增長出現大幅下降可能與新冠疫情也有關係。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遲了年輕人的婚育安排。國際上多項調查研究發現，疫情發生以來，多個國家和地區生育水平有所下降。
▲資料圖。圖/吳江 攝
據統計，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韓國年輕人近兩年都推遲了結婚和生育計劃，導致“嬰兒荒”現象進一步加劇。韓國統計廳去年年末發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韓國總人口（含在韓居住外國人）爲5175萬人，較2020年的5184萬人減少9萬人。這也意味着韓國人口出現負增長，爲有統計以來首次。
此外，出生人口減少問題更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寧吉喆也表示，人口增速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老齡化、少子化也是發達國家乃至一些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的問題。
人口素質提高有助於釋放二次人口紅利
低生育現象是工業化、城市化社會的重要人口特徵。
聯合國公佈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告顯示，從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發達國家的相應指標由2.82下降至1.64。
2021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根據這樣的規律，我國已經在生育率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水平狀態運行了30年。
但也應該看到，人口增長下降的同時，我國人口素質也在不斷提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中，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爲2.18億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爲15467人。
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從2010年的4.08%下降爲2.67%。
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將有助於釋放二次人口紅利。
在改革開放的前40年間，憑藉人口紅利，我國融入國際分工，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蹟。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培林曾表示，我國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要維持比較優勢，就要大力推動培訓和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這是我國新的人口紅利所在。
據相關預測，到2030年，我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規模將達3億，佔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一數字到2050年將達5億。這意味着，我國未來將擁有全球最大規模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羣體。
新常態下，人口老齡化問題值得關注。
作爲人口大國，我國也正處於“青年波”向“老齡峯”過渡的時期。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26736萬人，佔全國人口的18.9%，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0056萬人，佔全國人口的14.2%。
按照國際通行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時，意味着進入老齡化；達到14%，爲深度老齡化；超過20%，則進入超老齡化社會。按照這個標準，2021年，我國已經進入到深度老齡化社會。
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更快。
以法國來說，法國由年輕型的國家過渡到老年型的國家用了約150年，中國人口結構從年輕型過渡到老年型，只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
我國人口2021年僅增48萬，多省出生人口創新低2
國家衛健委1月20日舉行例行新聞發佈會。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
有記者提問，出生人口走低是否說明我國人口紅利正在縮小或者消失？我國人口紅利從數量走向質量的路還有多遠，應該如何促進這樣的轉化？
宋健表示，人口紅利的確是這些年特別熱的一個概念，本身是一個人口經濟學的概念。其實從人口學的角度，我們認爲人口紅利是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所以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人口紅利叫做“結構紅利”。人口的年齡結構可以分爲三塊，中間的一塊是勞動年齡人口，另外是少兒人口，還有老年人口。所以，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兒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例原來還沒有那麼高，就造成了中間勞動年齡人口的佔比特別高的局面。這個局面叫做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機會窗口，不一定真正能夠成爲紅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充分抓住了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收穫了人口紅利，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如何來判斷未來的走勢？宋健表示，現在出生人口下降，實際上，0-14歲少兒人口比例還會繼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
宋健表示，未來我們要把結構紅利轉爲更長久的質量紅利，我們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紅利中的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充分實現出來。
我國人口2021年僅增48萬，多省出生人口創新低3
人口發展是事關國家興衰和民衆福祉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人類人口發展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徵與內在演變規律，我國早期人口過快增長導致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自1971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得以控制，進入人口與經濟社會良性循環發展階段。但與中高收入國家人口發展趨勢類似，隨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意願持續下降，我國已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但只要採取適度鼓勵生育政策，將城鄉生育率穩定在2019年的水平，全面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順應人口發展基本趨勢，優化調整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就可以基本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人口紅利助經濟快速增長
早期人口過快增長導致出現“馬爾薩斯陷阱”現象。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收入水平提高會刺激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長率上升，但人口增速提高又會直接降低人均收入水平，攤薄人均社會資源，擠佔資本積累，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形成一定程度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我國曾出現過類似低收入國家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早在民國初期，面對積貧積弱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少學者就把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人口過快增長視爲中國發展落後的主要原因。1960—1990年，我國人均GDP一直在480—770美元的低水平波動，均值爲629美元。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有外部封鎖、自然災害等因素制約，人口高增長也是重要原因，1990年我國人口增加到11.35億人，比1960年的6.6億人增加了70%，同期按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的GDP規模僅從4954億美元增加到6058億美元、增加了22.3%，人均GDP反而從743美元降爲534美元、降低了28%。
20世紀90年代起人口紅利助經濟快速增長。人口較快增長爲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豐厚的人口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提高，撫養比率下降，有利的人口條件推動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人均GDP進入持續上升時期。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1990年的77.27%提高到2006年的81.61%的峯值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速遠高於其他國家人口紅利顯現階段的經濟增速。2006—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小幅度下降，從2006年81.61%降到2013年的78.78%，但仍比同期其他170個國家高近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發展推動作用依然強勁。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也快速下降，從2013年的78.78%降爲2019年的73.74%，年均GDP增速也降爲7.63%，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正在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及其佔比的下降而不斷弱化。
人口形勢呈現新特點
人口總量繼續增長，但增長率下降。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7000多萬人，增長5.38%。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3億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淨增長48萬人。我國人口增長率在1966年達到2.83%的峯值後逐漸下降，1980年降到1.26%，1998年降到0.96%，2019年進一步降到0.36%。目前我國人口增長率低於高收入國家。
勞動年齡人口基本穩定。2021年末，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82億人，佔全國人口的62.5%；60歲及以上人口2.67億人，佔全國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人口2億人，佔14.2%。
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我國總和生育率在人均GDP爲767美元的1966年達到了6.38人的峯值，1971年降到5.4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總和生育率開始持續大幅下降，在1992年人均GDP爲564美元時，總和生育率爲1.98人，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1999年進一步下降到1.59人後略有回升，2011年回升到1.63人。在2011年“雙獨二孩”、2013年“單獨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放寬影響下，總和生育率明顯回升，到2019年回升到1.7人，但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3人。我國總和生育率低於同一發展水平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
人口出生率隨總和生育率同步下降。我國人口出生率在超前總和生育率三年、於1963年達到51.87‰的峯值後，隨總和生育率同步下降，到2019年降爲10.93‰。加上育齡婦女人數下降的影響，我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很大，從1971年到2019年下降了73.44%，同期中等偏下、中等偏上、高收入國家分別下降了45.26%、50.8%和43.5%。2003年後，我國人口出生率降到接近高收入國家人口出生率的低水平。
人口死亡率明顯下降。由於經濟社會發展，醫療健康條件的持續改善，我國人口死亡率在1965年就降到9.5‰的低水平，到1979年進一步降到6.21‰的超低死亡率水平，到2000年基本穩定在6.58‰左右。此後，隨着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口死亡率趨於上升，到2019年回升到7.1‰。我國人口死亡率明顯低於相同時期中低收入國家的死亡率水平。
現代社會人口“倒U形”現象
現代社會人口“倒U形”發展是各國的共同現象。從中高收入國家人口發展經驗看，隨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人口增長率下降是必然趨勢，人口老齡化加速是難以改變的基本趨勢。受發展水平和人口政策不同的影響，各國達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峯值的時間不同。梳理1960年以來統計數據較完整的171個國家（地區）人口與經濟發展情況，各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長率均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呈明顯的“倒U形”發展態勢。低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分別在1993年和1983年達到人口增長率“倒U形”發展的峯值，目前處於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較快人口增長狀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口增長率在1963年即達到峯值，1991年後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狀態。高收入國家在1974年後就進入增長率低於1%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狀態。
從我國來看，人口增速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1971年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遏制人口過快增長的作用也逐步顯現。此外，“養兒防老”“多子發家”的傳統生育理念已發生重大轉變，追求個人高品質生活的不婚、晚婚、離婚等現象日益增多，住房、教育、醫療等高成本也成爲抑制生育意願的原因。受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出生率、增長率等指標明顯低於同一發展水平下其他國家的發展水平。
老齡化推升社會總撫養比
總和生育率與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直接結果是年輕人口占比下降。1974年以前，我國處於超多子化狀態，1960—1974年0—14歲人口占比高達40.67%。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總和生育率大幅下降，0—14歲人口占比也迅速下降，2006年降爲19.72%，2016年降到17.99%，2019年降爲17.8%。不過隨着“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顯效，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3000多萬人。
人口低速增長導致人口老齡化。生育率和0—14歲人口占比下降、人口低速增長以及預期壽命提高，導致人口迅速老齡化。我國老年人口占比在1971年以後快速上升，從1971年的3.82%提高到2019年的11.47%。其中，2002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到7.08%，步入老齡化社會。2008年以後老齡化程度提升幅度加大，每年升幅從2008年的0.103個百分點擴大到2019年的0.551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趨勢，預示着我國有可能很快進入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
老齡化推升社會總撫養比，對人口代際平衡與養老保障體系可持續性造成衝擊。1997年前後，西歐、北歐、日本、加拿大、美國等人口老齡化嚴重國家養老保障體系都出現嚴重困境。2020年我國有10個省份出現城鎮養老保險基金當期收不抵支。
三孩政策效果將逐步顯現
2011年以來三次放寬生育政策限制已對育齡婦女生育率起到了明顯促進作用，國家抽樣調查的2012—2019年生育率水平已比根據2000—2010年生育率內在趨勢所模擬預測的趨勢值高2.9%。
爲更好把握我國人口未來發展趨勢，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2011年到2019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構建“中國人口結構模型”，對鼓勵生育政策的影響進行了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全面三孩”政策及相關配套鼓勵生育政策實施後，只要將城市、鎮、鄉村育齡婦女生育率基本穩定在2019年31‰、57‰、51‰的水平，即將城市、鎮和鄉村育齡婦女生育率在由2000年到2010年生育率內在趨勢基礎上分別提高6%、2%和5%，就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育齡婦女生育率大幅低於鎮和鄉村生育率，城鎮化程度不斷提升可能對未來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產生影響。
生育政策的影響具有長期性，短期影響遠小於10年以後的長期影響，保持城鄉生育率基本穩定，短期內僅會讓人口規模小幅增加，但影響會逐年加大，與人口發展的基本趨勢相比，保持城鄉生育率穩定情景下的人口規模提高幅度，將從2022年的0.1%逐年擴大到2050年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