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下降340萬,國家衛健委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披露，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我國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下降3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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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浙江省衛生健康委等和人口領域專家出席，介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的進展和經驗做法情況，並答記者問。
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20日表示，“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了473萬，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此外，當前，90後、00後作爲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時，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爲1.76個，2019年調查爲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在發佈會上表示，各地各部門積極行動，推進優化生育政策任務落實。一是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國家衛生健康委會同相關部門做好有關行政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清理工作。二是各部門積極出臺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雙減”、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費用納入個稅專項扣除、三孩生育保險待遇、普惠托育服務、優生優育服務、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標準等。三是各地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積極出臺支持措施。下一步，國家衛生健康委將會同相關部門，指導各地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研究出臺更多積極生育支持措施。我們也將及時總結各地的先進經驗，做好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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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健委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披露，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爲1.76個，2019年調查爲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爲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爲7.18‰；人口然增長爲0.34‰。2021年末中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末僅增加48萬人。
國家統計局此前曾發佈2020年的出生人口爲1200萬人，這意味着，2021年的出生人口又較此前一年下降了138萬人。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楊金瑞表示，首先是我國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了473萬。“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當前，90後、00後作爲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爲1.76個，2019年調查爲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此外，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顧慮。“相關配套支持政策還不太銜接，托育等公共服務不太健全，讓許多年輕人在生育問題上猶豫不決、望而卻步。”楊金瑞說，新冠肺炎疫情也對部分羣衆婚育安排產生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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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宏觀數據，最讓人關注的是人口數據。
最新公佈的人口數據確實發人深省，具體體現在以下幾組數據：2021年人口淨增長48萬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出生率0.752%，人口自然增長率爲0.034%，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預計1.15，低於2020年的1.3；2021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佔比43%，預示21～35歲生育旺盛期婦女的生育意願相對更低。
數據佐證我國確實正在進入低生育狀態。爲此，很多學者紛紛獻計獻策，最新的是任澤平團隊，建言央行每年多印2萬億元設立鼓勵生育基金，讓全民補貼生育人羣。
這些鼓勵生育的建議出發點是善意的，其立論建立在低出生率是一種“災難性”現象，具有不可逆性。但筆者認爲，我們在面對人口低出生率現象時，需要更加謹小慎微地對其進行定義和評價，否則很容易扭曲人口自然增長規律，增加不必要的經濟社會成本。
其實，家庭規模是一種微觀決策，人口規模和結構是影響宏觀決策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和參數，用宏觀決策機制去影響家庭微觀決策，容易造成扭曲，因爲宏觀決策在立意上就帶有明顯功利色彩。
用“適者降臨”對人口自然增長狀態進行解釋性評價，可能要比單純的人口數量決定論，能更好地解釋人口自然增長現象：在經濟和技術欠發達時代，人們將人口作爲一種耐用品投資看待，人丁興旺是短缺經濟下人們追求更好生活的必要條件，適齡婦女的生育率普遍較高；隨着經濟快速發展，生產技術進步，人均產出獲得極大提升，人們對時間愈發敏感，尤其是婦女逐漸進入勞動力市場，變成職業女性，人們具有了節育意識，再加上避孕等醫療衛生技術的完善，人口增長開始由高增長轉向中低增長。
這種人口自然增長狀態的變化，集中反映在家庭的成員決策函數，正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型，人口數量紅利正在逐漸被人口質量紅利更替，這種理念的變化直觀地體現爲家庭生育成本的上升，即人們在決定家庭成員規模時，更強調人力資本的投入和追求，而非人口數量的滿足。
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技術更新換代頻率的提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強度日益激烈，所有適齡勞動力都體現出對時間敏感的特性，即適齡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要提高其適應能力，避免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需要具有活到老學到老的人生信條。這意味着處於生育期的父母，缺乏更多生育和養育的精力，因爲擴大家庭成員規模的機會成本太高了，小孩從成長到成才，需要支付的'成本和投入的精力是過去家庭難以比擬的。
當前人們就家庭成員規模的決策，在降低總和生育率的同時，卻給社會帶來了更高的人口質量和人口成才率，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人力資本的產出率及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雖然都維持在低位，但所帶來的經濟增加值卻是過去無法比擬的，因此一些人認爲的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遭遇，會放大社保缺口，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等，並不一定站得住腳。
不過，即便低生育率不可逆，鼓勵生育的扭曲操作也不可取。要有效鼓勵人們生育，政府需要做的不是“鼓勵生育基金”，而是不斷完善公共治理能力，搭建完善的擔保和防護型保障體系，爲人們提供免於匱乏和恐慌的自由。通過實現財政由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型，完善社保福利體系，爲人們提供敢生、願意生的保障體系，將更有利於激勵人們將生育納入家庭決策。現在很多問卷調查發現，生不起、不敢生是人們不願生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恰揭示出我國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上的缺位和不到位。
總之，人口低生育率是現象而非原因，撥開現象迷霧，找尋並矯枉導致低生育率的原因，摒棄扭曲操作的方法論，完善公共服務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讓家庭在家庭成員規模的微觀決策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可能纔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