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法，企業是依附在政府之下成長的，所以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溝通，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法有什麼呢？
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法1
第一，調整心態，樹立平常心。
多與政府溝通，勤讀政策文件。
主動和官員交朋友，營造良性的政商關係。
第二，組建政府事務部，研究政府執政方式。
分析政策對政府的理解，從外行變內行。
企業政務專業須走在企業其他工作前面。
尤其這幾年，政府處於變革期，政策變化很快。
這個部門將會決定企業生死。
第三，立體溝通，掌握渠道和工具。
做外貿需要懂外語或翻譯。
與政府打交道需要懂官話、認識路、能進門。
第四，善用外腦，建立企業智庫。
創業初期，可以聘請一兩名政府顧問作外腦。
引智引識也可以理解爲企業購買服務。
第五，打入內部，形成發展共同體。
可以在政府部門工作繁忙，選派企業專業人員，或政府事務部人員。
到政府幫助做輔助性工作，一是可以更精準瞭解政策。
二是熟悉工作流程。
三是瞭解政府工作人員職業習慣。
四是建立健康的新政商關係。
五是主動承辦協辦一些會議促進政商互動。
六是在專業行業領域積極爲政府做好參謀輔助。
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法2
同一個政府部門的不同官員，總有大中小之分，企業處理好了這些官員之間的“一二三”，才能處理好與這個政府部門的關係。
“圍一敬二看三”是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合適套路。因爲同一個政府部門的不同官員對企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政府部門可能沒變，但是政府官員的職位卻在變動。如果一家企業的眼裏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門老大一個人，就容易爲企業未來種下隱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員走了，但企業更換業務卻沒有那麼容易，該常去跑的部門還得跑。所以，一個政府部門的“老一”走了，總有“新老一”要來，而如果“新老一”是原來的老二，他心中的不平衡和積怨就容易釋放，有可能成爲企業的不利因素。
另外，一個事情決定了，而要做完做好還有一個過程。企業與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還要尊重執行的人，以防止出現“中梗阻”現象，讓企業的事情順暢地通過“中間層”，最終達到預想的目標和效果。而這些人就是那些具體做事方面的官員，也許其職位就是一個處長，甚至一個科長而已。
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法3
與政府部門溝通的方法：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技巧
利益趨同的重要原則
美國人歐思文最近一段時間頻繁地飛行在北京與常駐地新加坡之間的航線上，讓他如此忙碌的最主要原因是正在進行的中美雙邊航權談判。他是UPS亞太區公共事務副總裁。
談判之外，歐思文還有很多工作安排，譬如說在北京大學做主題爲《公共事務在私營領域中的角色》的演講，闡述他的僱主UPS在公共事務工作領域的方法和立場，他還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傑出青年論壇中的一些中美政界和商界青年領袖進行了非正式會面。不難看出，他的行動都是圍繞着他正在進行的重要工作——爭取更多的航權——而進行的外圍公關。
“我們在任何國家公共事務的角色都是向當地政府說明：‘我們的立場爲什麼最符合你們的公衆利益’。而我們目前面對的挑戰是要知道當地的政府和人民究竟是怎樣想的，我們才能找到當地對公衆利益的確切定義。”歐思文對本報記者說。
這裏，涉及到的是跨國企業進行政府公關活動時涉及到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你的原則是什麼?安利公司全球副總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突出強調了兩個原則，一是公開性原則，就是要在不同的場合向不同的對象都要傳遞同樣的信息。另外一個就是“投其所好”，也就是說要弄明白政府在想些什麼。
葉鶯對此有進一步的詮釋，她認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企業要對政府面對的挑戰和政府採取的方向有敏銳的思考和清晰的理解。“你必須要明白它的道理，還要知道它爲什麼要這樣做。企業的思想、理念、基本的平臺和政府的政策是永遠一致的，這個一致，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迎合政府，而是思路上的鍥合。”她說。這顯然是找到企業與當地社會共同利益的一個最好方式。
柯達與樂凱的合作顯然就是依靠這樣的思路取得成功的。柯達以收購20%股份的方式與樂凱合作，並且承諾將來不在市場上吸收新股。柯達認爲這樣可以規避對未來樂凱被柯達獨資化的憂慮，而這顯然是當時取得合作資格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葉鶯告訴記者：“我們達成這個合作方式的時候正好是黨的十六大閉幕，會議提出了混合制的方式。所以有人說，你們又踩對了點，其實不是我們消息靈通，只是我們在思考的路途上覺得，這又是一個絕對新的.國企改革路子。”
那麼，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區域進行政府公關活動在原則和方式上會有怎樣的不同呢?田行娟認爲：“基本的原則都是一樣的。不過由於文化背景和機構設置的不同，溝通的方式方法肯定有些不同。比如在美國，對國會議員做遊說的工作是合法的，美國有專門從事遊說的公司。這個情況就很特殊，有美國的文化背景。但根據我以前在政府工作的經驗，我覺得中國人不可能接受這麼一個概念。在中國，重要的還是互動式的溝通，而不是單方面遊說。(遊說)這個概念在中國顯然是不適合的。”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市場，這種遼闊本身就決定了不同區域的差異。怎樣準確地抓住同一個主體內不同區域的細微差別呢?葉鶯的說法非常生動：“你必須穿上他們的鞋子，戴上他們的帽子，跟他們一樣的想法，一樣的定位。”
她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有的時候往往有衝突，這個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有一些地方政府並不是違背中央的政策，而是它們有一些特殊的環境，我們必須要接受，必須要理解，同時要設法使自己在某一件事情的立場，能夠站得住腳。不僅顧全地方的利益，同時在絕對不違背中央政策的原則之下使我們在地方上所做的事情不會受到損害。”
與政府部門溝通的方法：政府與公衆的態度
社會對新聞發言人的“苛求”，映照出公衆對政府發言發聲的渴求。近些年來，我國政民互動逐漸熱絡，但總的來看仍不太成熟，一些部門包括不少領導幹部不願說話、不敢說話、不會說話。在與公衆互動過程中，政府常常遭遇這樣那樣的尷尬。當此之時，很有必要釐清幾個關鍵問題。
與公衆充分有效溝通，是建設現代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今天這個時代，中國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社會矛盾和問題疊加呈現，利益和觀念多元分化。加之傳播格局和形態空前變化，輿論場上衆聲喧譁，傳言謠言隨時都在與事實真相賽跑。誰想在輿論場佔據有利地位，誰就必須及時發聲、敢於發聲、善於發聲。如果發生突發事件、出現熱點問題，權威信息“猶抱琵琶”扭扭捏捏，等到小道消息傳遍天下，留給相關部門的大概就只剩下被動挨批、百口莫辯了。主動及時迴應民衆關切，既是政府施政應有的理念和方式，也是引導人們瞭解情況、凝聚共識的必然選擇。
既然如此，又爲何屢屢出現不發聲、發錯聲的現象?究其原因：一是愛惜羽毛，熱衷裝扮開明紳士，要麼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麼乾脆作壁上觀、隔岸觀火;二是思維偏誤，將公衆質疑視爲全盤否定，將媒體提問視爲無端“找茬”，於是念起“拖字訣”、玩起“躲貓貓”;三是本領恐慌，面對日新月異的傳播環境，一些人跟不上趟了，講不出羣衆聽得懂的話，跨越不了官方和民間話語體系的鴻溝。而一些部門徒有新聞發佈制度，卻將其視爲掩蓋問題的“遮羞布”，推脫責任的“擋箭牌”，更是謬之又謬。
其實，政府發聲要找到獲取公衆信任的最佳“打開方式”，也不是什麼登天難事。一方面新聞發言人要多加修煉，提升個人能力素質。同時也要看到，迴應公衆並不僅僅是發言人的事。政府部門事務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新聞發言人並不掌握充分信息，在突發狀況下走個過場，拿官話套話搪塞一下，或者顧左右而言他，如此發聲說了不如不說。太多的經驗教訓表明，互動責任不能繫於一人，而應注重團隊協作，提升系統性的公開意識和後臺支持。特別是主要負責人掌管全局，其身份、資源和權限意味着他們的發言更有分量。在一些重大場合或特殊情景中，主要領導若總躲在幕後，前臺發言人縱再有能耐也難得到認可;而主要領導站出來，當好“第一發言人”，往往能事半功倍。
有道是，態度決定一切，觀念引領行動。政府部門及相關人員發不發聲、怎麼發聲，有能力問題，更主要還是態度問題。實現與公衆的良好互動，提升發言發聲的效果，首先要先認清自我定位，提升自我認識。人民的政府，不應怕跟人民溝通交流，如果有缺點，也不怕人民批評指出。從觀念上端正起來，在態度上重視起來，不斷解決好“爲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問題，提升思想自覺，最終也將推動行動自覺。
當硬性任務內化爲自身責任，何愁不能練就看家本領?當抓住了時機、把握了節奏、講究了策略，何愁找不到破解難題、凝聚共識的良策妙方?當各級政府發言發聲更加生動、更加自然、更加自信，展示於世人面前的必是潮頭起舞的穩健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