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讀後感是一種情懷的抒發，閱讀能夠拔高一個人的思想高度，就像人餓了要吃飯一樣，讀書後的所思所感都是智慧的結晶，參考萬曆十五年讀後感，你也能寫出自己的感悟。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
九五之尊，受人牽制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
天子之重任，在於其肩上也；天子之任命，在於其臣下也；天子之無奈，在於其內心也。
—題記
記憶中的天子，記憶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龍的皇袍，帶着串着一條條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傳下來的皇位上。他的一個指令，所有人都要聽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話都是聖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去，這一切都是表面現象。深藏其中的懸祕，是他才能無法施展的無奈，是他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他人的關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擾。
皇帝，這兩個字眼讓人聯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這四字。那麼，你肯能會問，即是九五之尊，那麼他會受誰牽制？有怎樣牽制呢？其實，皇帝受臣下牽制在過往朝代中不少，但是過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選擇出正確的決定。李世明之時，雖有多數官臣進諫，但那隻能算得上是建議與指責罷了，李世明也會聽從臣下正確的建議而採取措施。而萬里在任時卻與之不同，萬曆很小的時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輔佐，所以官臣進諫已經算不上是建議，而是帶這威脅之意。
明朝時代是極重視禮儀和儀式的，明朝時也是主張以道德、倫理治國，而不是以法制國。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來特例獨行的，早朝過往的舉行是風雨無阻，禮儀也極其講究，到了萬曆之時才被罷免了。而經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參加的一種儀式，經筳是通過講歷史來勸諫皇帝。雖極爲繁瑣，但萬曆皇帝仍作爲學生未缺席過。
轉折發生在張居正死後以及立嗣問題上。作爲皇帝的老師兼首輔張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權利壓制一切反對他的勢力。死後，各種污名被清算，受賄賂，動搖皇帝的決策，各種罪名使皇帝對自己的老師連一點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爭執，萬曆想要“廢長立幼”卻不能直接提出，萬曆便一拖再拖，最後不得已，只能聽從文官的安排。經歷了各種變故使萬曆看透一切，本對生活無熱情可言，現在只對生活充滿厭倦，他開始消極的方式對待，以無爲治國。最後他連經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後，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實，歸根結底是因爲文官集團出現了“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小事倒有人誇薦”仗權欺人的形式。最後受苦的還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現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種局面。
這樣的皇帝這樣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羨慕，卻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實，作爲老百姓更爲好些。雖沒有九五至尊的權利，但有着柴米油鹽簡單的樂趣：雖沒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氣，但有着自己內心的自由。雖被稱爲庶民，但也有着貧窮的快樂。
這樣的皇帝這樣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羨慕，卻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並不是最好最完美的，因爲皇帝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九五至尊卻是處處受絆。
權力與羈絆，永遠都是關聯在一起的，當你想要擁有權利識別忘了還有約束在你身旁，“簡單就好”，“且行且珍惜”，這兩句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這兩句話也是在告誡我們滿足當下的生活。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爲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爲周王貴爲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爲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後來，觀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說是推佈政令，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爲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緻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複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爲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後來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 使 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二來可以規範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爲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表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覆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座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爲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深紮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因爲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紮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臺”，但骨子仍未脫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爲“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反 革命，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3
最近我把《萬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當然還沒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這三章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裏極力想說的觀點。
1、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爲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裏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纔會和諧。可是自秦朝以來，各朝統治者怕蹈秦之覆轍，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團的弊端。由於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讓皇帝過目，所以各朝統治者創建了文官集團，就是爲了解決問題，可是久而久之，統治者們發現問題本身就是文官集團。但是這個時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爲文官集團這個制度已被天下有學之士所接納，如果徹底改變，天下人都會說統治者無道，局部改變又無濟於事。文官集團的問題出現在哪裏呢？科舉制度。
如果想入朝爲官、名揚天下，這缺不了祖父的生財致富、父母的辛苦養育、妻子的賢淑達惠、老師的辛勤培養、朋友的鼓勵加油、考官的欣賞錄取、上級的提拔教導等等等等，所以說一個人當官之後都要回報這些人，可是明朝官員的俸祿僅夠溫飽，與實際脫節，就算俸祿可以維持小康，但是不夠回報幫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點，沒良心的就會造成苛政。這全看當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張居正想改革，最後措施全部作廢；申時行和稀泥，最後雖然使明帝國苟且殘喘，可還是阻止不了帝國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變這一狀況，還是需要林達所提出的“平衡與制約”。
當然，《萬曆十五年》裏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看法遠不止這兩條，還有許多的側面描寫和一筆帶過的東西，如：重文輕武的利與弊，憤青的不顧全局等等等等。這裏我就不多說了，如果想全面瞭解，就去看一下《萬曆十五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