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執教
從天下秦城，中國裏耶出發，沿吉（首）龍（山）公路南行4千米，就可到達湖南省保靖縣清水坪鎮壩木村和壩木小學。
壩木，是一塊被烈士鮮血染紅的土地。壩木村北面，吉龍公路與四川河之間，就是烈士陵園。陵園內，有解放軍十烈士墓，有紀念塔，還有功德碑。
壩木村東面以磨鷹嘴、魚塘坡爲天然屏障，西面瀕臨四川河，吉龍公路穿村而過。全村共9個組，515戶，2550人；村民住宅區主要在壩木壩子上，基本上連成一塊，地勢比較平坦，村民比較富裕，2005年全村人平純收入1500元。該村經濟以柑桔爲龍頭產業，建材業也比較發達。
壩木小學則在該村中段偏西地帶，處於吉龍公路與四川河之間。該校近年來的規模是從學前班到六年級共7個班，學生200多人，教師共11人。
這所學校，就是石元英本人執教時間最長、貢獻最大、鑄就人生輝煌的地方。
一個重慶秀山人，何以會到湖南省保靖縣執教並取得輝煌績效的呢？話得從頭說起。
解放前，在四川河東、西兩岸，惟有壩木村纔有一所私塾；而四川河山寨則沒有，因此四川河山寨的孩子只能渡河到外省讀書求學。雖然20世紀70年代有了四川河小學，學生也只能讀到小學二年級。
在石元英來四川河小學之前，學生讀完二年級後，就得“兵分兩路”；一路到六、七千米之外的保安鄉和平小學寄宿讀書；另一路是托熟人、找關係，到四川河組對面的保靖縣壩木小學讀書。
去和平小學讀書要翻山越嶺。山難爬，山路十八彎，一拐就是幾個嶺，幾條溝，一走就是幾個小時，而且路兩邊的樹林裏或草叢中，經常有毒蛇出沒、野獸怪叫，會讓學生驚懼不已，因此學生家長很擔心。去壩木小學讀書，又苦於過河困難，漲水季節則更爲艱險。因學生年齡尚小，家長擔心山洪突來，沖走孩子。那時，四川河組的孩子大多隻讀完小學二年級就算“畢業”，永遠告別了學校。所以，該組老一輩人文盲、半文盲甚多。
“孩子們命夠苦的了，上個學、讀個書、識個字，不容易呀！”祖祖輩輩的四川河山寨人，都這麼嘆息。
好在事情有了轉機；這個轉機，由石元英老師跨省執教而引發。
1988年，四川河小學因爲太偏遠，並且教室已成了危房。在保安鄉學校佈局調整時被撤銷。爲了解決四川河組四五十名學生讀書難的問題，上級部門及領導經與湖南省保靖縣協商後，將四川河小學跨省併入保靖縣壩木小學。
當時，四川河組事實上已有了一些學生在壩木小學就讀，而壩木小學民辦教師又較多；爲了減輕壩木村羣衆的負擔，保靖縣黃連鄉（今清水坪鎮）黨委書記楊清平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既讓四川河組的孩子讀上書，又不讓壩木村羣衆增加負擔。於是，雙方以合同形式約定：秀山方面要安排一名教師到壩木小學任教，由秀山方面發放工資；保靖方面負責教學常規管理；在獎金、福利方面，跨省執教的秀山教師與湖南籍教師一視同仁。
就這樣，石元英老師到壩木小學報到，成了一名跨省執教的民辦老師。
她到壩木小學教書後，40多個孩子每天清晨就到她家院子集合，然後由她身背一個最年幼的孩子、手拉一個稍大一點的孩子過河上學。平時，特別是在枯水季節，要解決渡河問題也要大費周章。十二、三歲的孩子踩着河中心的石頭，勉強能過河，但因每兩個石頭之間，均有半步之距，所以幼小的孩子就無法過河。河水較深處或石頭打滑處，幼小的孩子過河都不安全，都由石元英揹着過河。河水上漲時，只要洪水不太大，她就得脫掉鞋襪，在洪水中來回多趟背送學生；放學了，又用同樣的方式帶着40餘名學生涉水回家。
石元英跨省執教，把書教到了湖南。一到壩木，她就愛上了這塊土地。她常帶孩子們去烈士墓瞻仰，並暗下決心，要繼承先烈遺志，竭力把書教好，要把他們培養成社會主義接班人。與此同時，她也愛上了壩木的幹羣和他們的孩子。
渝湘兩省市在此地的交界處，被蜿蜒奔流的四川河交代得清清楚楚。雖然兩岸歸屬不同，但由於壩木村、四川河組隔河相望，近在咫尺，且因山同脈（同屬武陵山脈）、水同流、服同飾（四川河組以土家族爲主，壩木村以苗族爲主，土家族次之；兩個民族經多年融合，除某些風俗有細微差別外，風俗習慣大致相同，服飾早已殊途同歸）、語同音，兩岸各族人民自古以來親如兄弟，加之往往連親帶戚，所以交往密切，感情深厚。
不僅兩岸人民世代友好，甚至連壩木村背後的磨鷹嘴、魚塘坡，同四川河組背後的巖鷹坡、大帽山千百年來也是微笑相對，友好情結亙古不變。
解放以後，兩岸人民更是親如一家。
純樸的地理民情，兩岸的密切關係，使石元英如魚得水，因此，她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教學工作。
石元英不僅在壩木小學紮根多年，而且以她的奉獻精神、輝煌業績，加深了渝湘邊人民的友誼。她成了渝湘友誼的一個象徵，一個光輝的象徵。
以背作橋甘於奉獻
一條小河隔斷兩個省市，一個女子背起兩代夢想。
初春時節，乍暖還寒，只有油菜花在興致勃勃地開放，河水還在冰冷刺骨。
深秋時節，西風吹拂，河水被吹起一圈圈漣漪，漣漪下寒意森森。
這條小河，就是渝湘邊界的四川河。這一道天然屏障橫在四川河組村民的心裏，阻隔了山裏孩子們尋求知識的希望。
過河就可以上學，但洪水季節安全係數不大。春汛、秋汛的到來，都是不定時的，四川河脾氣也時好時壞，沒有定數。
這就是變幻莫測的四川河。
四川河發源於川河蓋北麓的白巖洞和漁洞（重慶市秀山境內，國家一級溶洞），平時清澈見底，十分溫順。但在1999年修橋前，漲水季節的四川河猶如猛獸妖龍。河水每年早春二月、三月，寒秋十月、十一月，不僅河水猛漲，而且冰涼刺骨；每當此時，人們踩水過河，困難很大，危險也很大。在人們的記憶中，近20年來它就曾吞噬8個人的生命，其中有小孩，也有大人，但從無在校學生。
由於四川河組與壩木村之間的四川河多年來沒有橋，四川河組的村民都只得淌水過河。大人過河難，小孩則更難。
在石元英跨省執教前，在壩木小學就讀的四川河組小學生只好讀晴天不讀雨天，讀枯水不讀汛期。在這種情況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是常有的事。
石元英瞭解了這些情況，深感自己責任重大。她下決心做到三個“百分之百”：四川河組學齡兒童百分之百入學，把學生百分之百地安全帶往學校，又把學生百分之百地安全帶回家裏。接送學生過河，成了她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保護學生安全，成了她奉獻的一項突出表現。
然而，漲水季節的四川河橫在不會游泳的石元英面前，惡劣的自然條件，是那麼令人害怕，真是關山重重，困難重重。雖說每個學生家長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低劣的生產條件制約了他們對子女的愛心，因爲人類的第一需要是謀求生存。天下雨，人下勁，半夜三更提着馬燈去打望天田，一天忙到黑，哪個還有精力來管送子女過河、接子女回家這些事情？因此，接送學生的責任就落在了石元英的肩頭上。爲了讓學生上學放學安全來往，爲了讓家長安心搞春耕生產、夏季管理，她當仁不讓而又高度負責地負起了這個責任。她願意負責，她願意奉獻。她認定：負責就是奉獻，績效就是奉獻。
幼小的孩子不能過河，只能把石元英老師的脊背作爲橋、作爲船，在石老師的背上，開始了他們新的人生。石元英的背，是學生的橋和船，也是他們一步步通向外部世界的平安大道。
帶着孩子們常年往返於兩岸，遇險多少次，石元英已記不清，但最危險的幾次她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的。
1989年的一天下午，大雨傾盆，漲水在即。放學後，石元英帶着孩子們回家。爲了行動迅速，石元英讓高年級學生每人帶一幼孩過河，還有七、八個幼孩就由石元英往返揹回西岸。她背了最後一個孩子，才走到河中心，就聽到浪濤滾滾而來的聲音，往上游一看，洪峯將到，她當時進也危險，退也危險。忽然，她腳下一滑，險些跌倒，她咬牙站直身體，只覺右小腿一陣劇痛。此時，她只知道要保護背上的孩子，忘了痛楚。忽然，她看見西岸的高年級學生脫了褲子，邊脫邊喊：“石老師，往這邊走，我們都泅得水，我們來救你！”
學生的喊聲，使她由慌亂變成了鎮靜，她便拼命在淺水中奔跑。當她把孩子背上岸時，回頭一看，洪峯已填滿河牀。山裏的洪水說來就來，脫繮的野馬亂奔亂撞。如果動作稍慢一點，她和背上的孩子都會被洪峯捲去。
直到此時，她纔來得及看自己的右小腿，只見上面的大塊皮肉已搭在一邊。因此，雞蛋大一塊疤痕，永遠留在了石元英的右小腿上。
1990年端午節前一天的上午，雷鳴電閃，下了四個多小時的傾盆大雨，學校讓石元英帶着孩子們提前放學回家。此時的四川河一片渾濁，令人膽寒。但石元英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像往常一樣，下水揹着、牽着學生過河。當背上最後一個孩子走到河中間時，上游的.洪峯一再高漲，湍急的洪流帶着一根兩米多長的大木料橫衝直撞而來。此時，石元英腦海裏幾乎一片空白，只剩下了一個念頭：脫離危險，不能讓孩子被撞，不能出事故！她用力將身子稍稍一轉，拼命向前走了幾步，木料挨身而過，幸好未擦到孩子身上。再慢半步，她和背上的學生的後果就不堪設想，真個是一髮千鈞，險而又險！因她用力過猛，險些翻身倒在河裏。
危情時刻，高年級的學生王小鳳、王麗萍、王建平三人一齊對着石元英高聲喊：“石老師，莫怕，往前走，我們來幫助你！”
喊聲，使石元英增長了力量，她鼓起了最後的勁道，拼命往岸邊靠。上了岸，她把背上的學生放下地後，自己一下子癱坐地上。回想剛纔的情景，她莫名地後怕起來：自己出了危險事小，如果背上的孩子出了事，又怎麼向學校和家長交代呢？
1991年5月的一天，數小時大雨滂沱。有了前兩年過河遇險的經歷，到放學時，石元英決定帶孩子們繞道4公里回家，在東岸順四川河而下，走到裏外城，又從裏外城過橋再往上沿西岸回家。她事先給孩子們買了些油粑粑和葵花籽，讓學生邊走邊吃，用這個辦法來爲孩子們鼓勁，同時，打消他們的畏懼心理。因爲雨下得很大，石元英和孩子們不得不走走停停。
到了裏外城時，正遇到山體滑坡，泥石流滾滾而下，路上泥漿淋漓。泥石流下面，近10米高的河坎下便是滔滔滾滾的洪流。四川河從上游流到裏外城，被人們改名“人洛河”。這“人洛河”與“人落河”諧音，由此可見此處河水暴漲時的兇險。石元英正揹着一個比兒子王登更小的孩子――5歲的學前班學生肖金元，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前面艱難行走，因注意力放在背上的學生和路況上，猛不防兒子王登便腳下一滑，倒在泥濘的地上，險些跌入人洛河；幸虧被身邊的六年級學生肖登文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才得以倖免於難。她把孩子們安全帶回家時，天已快黑了。
當晚，石元英哭了：要是兒子在裏外城河坎出事了，結果會怎樣？
她不敢想下去了。雖經丈夫王煥林一再勸慰，她還是感到於心不安。
過河遇險的事發生幾次後，石元英反覆思量：作爲一名普普通通的民辦小學教師，收入這麼低，責任這麼重，風險這麼大，艱難這麼多，堅持幹下去，值得嗎？她曾想到放棄，但馬上又作了自我否定：爲什麼要放棄？還有什麼能比教好、帶好這些學生、這些孩子更能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呢？只有奉獻，纔有價值。對，再苦再困難，也要撐下去！
吃一塹，長一智。爲了讓孩子們更好地讀書，石元英把家中的院壩、堂屋當做臨時教室。在汛期，四川河早上漲水，孩子們就擠在她家堂屋讀書、做作業；每當此時，石元英就要進行一至六年級的複式班教學。天放晴，水未消，孩子們的臨時教室又從堂屋移到了院壩。一些好學的孩子，週末常主動來要求補課。
1992年春期舉行期末考試時，四川河又漲水了，學生們實在無法涉水過河參加考試。石元英正憂慮時，幾位會游泳的學生家長挺身而出，遊過河取來試卷，石元英家的堂屋也就成了考場。像這樣的事例，還有多次。
1993年端午節，四川河再度漲水。石元英吸取了前幾次遇險的教訓，放學後沒有背孩子們過河，也沒有繞道回家，而是“就地安營”，將孩子們留在河東岸壩木村。
她將四川河組的學生分成三個組，一組到要好的同學家去住宿，另一組到他們自己的親戚家住；剩下的8個孩子爲一組，石元英把他們帶到自己親戚家住。至此，四川河組的絕大多數學生都得到妥善安排，各得其所。
石元英把學生大致安頓好後，又仔細地清點了一次人數，發現學生田洪文不見了。她急忙和親戚一起，拿着火把、電筒到處尋找；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不見田洪文的身影。她想：該不是小孩子想家，到河邊去了吧？
一行人來到河邊時，果然看見田洪文在哭喊着要回家。找到了田洪文，石元英心中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前面的問題解決了，後面的問題又出現。畢竟學生不在父母身邊，石元英很不放心，就一個組一個組地反覆巡查。當天夜裏，她巡查到一戶農家，發覺學生田洪菊突然肚子疼痛，石元英老師又把田洪菊背到壩木村衛生站檢查、買藥喂藥。整個晚上，石元英都守護着孩子們，沒有睡覺。
石元英的丈夫王煥林是個本分的農民，原來也曾當過代課教師，他完全理解和支持妻子對這項工作的熱愛之情。爲了石元英能放心地搞好教學工作，他承擔了家裏的大部分勞動，不但有農活，而且有家務。在石元英多次歷險之後，凡是在四川河漲水期間，他都利用身高力大的條件，常常背妻子、背學生過河。
四川河漲水了，他看着洶涌的洪水，陣陣擔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於是，他從鄰居王煥傑家借來一口梧桐木做的撻谷胡鬥，放到四川河上，便成了撻鬥“船”。他邀一些學生家長“駕駛”撻鬥船送學生，而他們自己則在齊脖子深的洪水中闖來闖去。
平時，王煥林又不時去河裏查看踏腳石，換掉長有青苔的石頭，補上被洪水沖走的石頭，儘量將踏腳石壘平砌穩，不讓表面灌水，以避免光滑，以保妻子的學生過往安全，也讓其他過河人往來安全。
一切都是平平常常，但平凡中總有偉大。
有人問王煥林：“你搞這些義務勞動是爲了什麼？”王煥林說：“石元英是我的妻子，我知道她不會游泳，而孩子們也不會照顧自己。爲了石元英的安全，爲了孩子們的安全，我不能不操心，不能不盡心；萬一出了事故，大家都不好想。”他常常提醒妻子：“能接送學生，你也說一聲；水大了，不能接送學生，你也說一聲，我好幫你送一下。”
有一年端午節，放學時，王煥林把學生護送過河回家後，又讓妻子和她的所有同事渡河到自己家裏做客。因此，石元英當年的同事都嚐到了乘坐撻鬥“船”的滋味。
石元英的家訪時間多，備課、改作業都經常忙到深夜。她的丈夫對她關懷備至，只要石元英去家訪，他必定在學校等她，直到石元英回校，他們才一起回家。辛苦是辛苦，但夫妻倆配合默契，關係和諧。
石元英的成功，有丈夫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