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打破35歲門檻，“35歲門檻”幾乎或明或暗地存在於各個領域。這既是一種被人爲強化的年齡歧視，也在客觀上帶來了人力資源的浪費，政協委員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打破35歲門檻。
政協委員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打破35歲門檻1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府參事胡衛於近日在《做客央廣網》欄目中表示，在實際生活中，一些單位將35歲作爲招聘紅線，40歲及以上骨幹被一刀切、邊緣化的情況也時有出現。他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要求用工企業不得將年齡作爲招聘、晉升或辭退的紅線，並在各類企業中保證一定的40歲及以上人員比例。
35歲到45歲，正是一個人年富力壯之時。此時，經過多年職場的摸爬滾打，他們有經驗有體力，正是幹事創業的大好時期，將這個年齡段的他們排擠在求職門檻外，既不科學也不公平，而且造成了人才浪費。更何況，這個年齡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求職無門，不僅影響自身發展，還會影響家庭穩定，繼而影響社會穩定。
企業用人本該任人唯賢，而不能任人唯年輕。要打破“35歲門檻”，離不開多管齊下、合力共爲。
政府部門要唯纔是舉，加強引導和規劃，如全國政協委員胡衛所提出的，可探索“倦鳥歸巢”人才迴流計劃，鼓勵人才返鄉建設等；法律法規要對年齡歧視說不，進一步完善立法，推動整個社會觀念更新；用人市場應迴歸理性，要根據崗位需要來招聘人才，而不是光看性別、年齡之類的外在標籤。與此同時，處在35歲的人羣，也應加強自身學習，以實力贏得用人單位的認可。
只要肯幹實幹能幹，40歲也依舊是“當打之年”。希望全社會共同努力，合力打破35歲的“玻璃門”，選人不拘一格，用人各盡其能，更好激活人才資源，讓就業環境更公平、更友好，讓中年人也能擁抱就業的春天。
政協委員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打破35歲門檻2
日前，“建議公務員考試取消35歲限制”話題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一。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建議，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
“35歲門檻”，是公考中一種由來已久的規定。在過去的社會背景下，此規則的形成，確實有着相當的現實考量，比如，它對應着社會年齡結構的年輕化、勞動力的供應充足，並且還不無對選拔效率和公平的兼顧。
但是，近年來，呼籲放開這一年齡限制的聲音越來越多，並且每每引發輿論高度關注和熱議。這足以反映出社會的普遍心聲。這背後其實是社會現實的變遷。
比如，2020年，我國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爲8.8億人，與2010年相比減少了4000多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繼續下降，與之對應的是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同時，2020年，我國人口的平均年齡爲38.8歲，也就是說35歲的限制標準已遠低於社會的平均年齡了。
此外，2011年，我國社會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爲7.5年。到2020年，已經提高到10.8歲，“十四五”時期還將繼續提高至11.3歲。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繼續沿用35歲的年齡限制，留給畢業生考公的時間已經越來越短了。且不說，這會加劇求職者的'年齡擠壓，實際上也將大大限制公務員選拔的人才基數。
還需注意的是，在我們的國情下，公務員招考的年齡限制，有着極強的示範效應。揆諸現實，“35歲門檻”幾乎或明或暗地存在於各個領域。高校、科研單位、企業……幾乎可以說都踐行着“35歲以下是人力資源，35歲以上是人力成本”這樣的選拔觀念。這既是一種被人爲強化的年齡歧視，也在客觀上帶來了人力資源的浪費，束縛着社會才智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置於當前放開三孩的大背景下，也不容忽視這種嚴格的、一刀切的年齡限制對於社會生育的負面影響。道理很簡單，職場的年齡限制越嚴，就越容易傷害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性”，從而構成對生育空間的一種壓榨。
因此，無論是社會整體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還是人口紅利式微，以及老齡化加劇、提升社會生育率的需要，35歲這道就業市場的“金線”，理應受到重新審視。到底是延後還是直接取消，需要綜合性的研判。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爲一種過去時代的產物，它的確到了應該優化的時候了。
當然，從適配老齡化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及社會勞動力資源的變化來看，對35歲門檻的調整，僅僅只是一個“術”的層面的改變，更要改變的還有整個社會的年齡觀、就業觀、用人觀。
比如，就業市場如何改變長期以來對於“年輕化”“低齡化”的過度追求，以更開放的姿態對其他羣體有更公平的接納；如何從善於挖掘年輕人羣體的紅利，轉變爲更好兼顧對中年甚至老年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如何避免老齡化加劇擠壓年輕人的空間，等等，都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包括個體，在機制、心態、觀念等方面有更積極的調整。這方面，一些老齡化嚴重的國家，有過一些經驗和教訓，我們在理性參照的基礎上，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更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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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兩會開幕在即，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員蔣勝男告訴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今年自己將在兩會上再次提出“解除35歲職場恐懼，修訂國家公務員報考年齡限制”的建議。
蔣勝男表示，35歲正處在做事業最好的黃金年華，也正處在一個艱難的人生階段，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很多人做出事業來都是在35歲以後的事情。若僅用一條年齡限制就把他們排除在外，既不科學也不公平，更是人才的極大浪費。
蔣勝男建議，倡導全社會招工應消除職場年齡岐視，幫助因經濟、疫情及其他情況面臨下崗再就業人羣打破35歲年齡限制。
同時，蔣勝男表示，政府可以應對35歲年齡限制情況的改變作出表率，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並先從北上廣等經濟較爲發達的大城市開始。
“目前公務員招錄體系十分完備，放寬年齡限制並不會讓能力不足者進入，恰恰相反，可能部分崗位會招錄到有豐富社會經驗的人，這就更能揚長避短，發揮公務員更好地爲人民服務的職能。年齡放寬影響的不僅僅是35歲以上報考公務員的人羣，更重要的是將會對全社會起到示範性作用，這將成爲社會組織、個體行爲的一個參照，解決就業市場的‘35歲門檻’歧視。”蔣勝男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