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躺平都是怎麼樣的，最近在網絡上出現了一個新的網絡詞語，那就是躺平，對於這個詞語的解釋還是有許多人不清楚的，並且現在許多的90後都選擇了躺平，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90後躺平都是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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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躺平”的話題徹底火爆了，不管是在哪個平臺，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不斷的熱議。
爲了應對“內卷”，大量90後和00後們選擇了過“躺平”式的生活。
有人一年不工作，有人一年只工作一兩個月，賺錢了生活費後，就選擇了在家裏躺平，一個月花費200元，不買衣服，不買零食，與手機爲伴，宅在家裏，一個星期出門買一次菜，偶爾下個館子吃個水餃漢堡改善一下生活。
在豆瓣上，關於“躺平”的話題有300萬關注者，在知乎，頭條，微博、貼吧等平臺上，人們關於“躺平”話題的討論閱讀量更是突破百萬。
90後00後們從高慾望消費社會，突然轉向了“低慾望低消費”，不想買房，不想結婚，不想生娃，成爲了很多年輕人的真實想法。
關於年輕人的“躺平”生活，很多90後00後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對。
有網友說道：“年輕人選擇躺平，老闆的勞斯萊斯就得延後了！”
躺平的背後
90後選擇“躺平”的背後，實際上是“無聲的抗議”。
跟“躺平”生活方式相對應的就是“內卷”！
年輕人選擇“躺平”，其實就是在無聲抗議“內卷”！
未結婚的年輕人選擇“躺平”，是爲了應對如今高昂的房價，應對丈母孃的挑剔要求，應對如今“996”“007”的工作方式，應對如今職場的糟糕的生存環境。
而結婚之後的年輕人選擇內卷，不想生娃，不想買房，是爲了應對如今的“雞娃”現象，應對每個月的房貸車貸消費貸。
有朋友看到躺平的生活方式表示，“一年只花4000塊，上2個月班賺7000塊錢，休息10個月，還有3000塊過年，這樣的生活，讓人羨慕！”
內卷的原因
很多人都在分析產生“躺平”現象的原因，有人說是高房價，如今隨着城市化的不斷髮展，各地房價都是節節攀升，北上廣深一線城市，月入2萬，想要買房籌齊首付依然很艱難。
在三四線城市，房價基本過萬，月薪只有三四千，想要買房籌齊首付，更是艱難。
“躺平”真正的原因不能怪年輕人！那麼躺平不能怪年輕人，應該怪誰呢？毫無疑問，應該怪內卷，而產生內卷是什麼原因呢？
內卷產生的根源其實是“白競爭”，意思就是說，明明知道最後沒啥收穫，大家還是往裏擠，還是在拼命的競爭，如果你退出的話，便會產生焦慮感，生怕自己落後他人，於是大家一起不斷地進行競爭，最後產生了內卷。
舉個例子，比如你的小孩上小學了，此時朋友的小孩都報名培訓班了，你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線上，明明知道報名培訓班也沒啥效果，但還是跟大家一樣，去報名了。
再比如加班，每個人原來都是朝九晚五週末雙休，突然有一天，某個員工加班兩個小時最後走，於是第二個加班的人隨着出現，最後全體統一加班，沒人願意提前走，都在盼望別人先走。
明明知道加班沒什麼用，也沒效果，但是大家就是坐在崗位上加班，也不願意先走，最後全體產生了焦慮感，大家一起內卷。
而如今很多90後00後覺醒了過來，不願意去參加這樣的一種內卷生活方式，開始選擇“躺平”，開始迴歸人這個物種本身的生活，而不是爲了商家的營銷去進行消費，不是爲了給財富自由在產生更多的財富。
如今的年輕人變得更加聰明，更加不好糊弄了，對此，你是怎麼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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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聽很多人說過：“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了？本該朝氣蓬勃的年紀，卻胸無大志，反倒選擇躺平，好像‘喪’和‘佛系’反倒成了時髦似的。”像這樣的困惑，往往又和“受挫能力”的論調結合在一起，最終將“問題”歸結爲：“日子富足了，年輕人吃不起苦”。
但這真的是一個“問題”嗎？如果是一個問題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問題？是年輕人自己的問題嗎？
的確，不管怎樣，這作爲一種社會情緒由來已久。大抵從2016年“喪”這個詞流行起，諸如佛系、躺平、網抑雲這些詞，都體現出一種苦悶低沉的羣體心理。人類學者項飆2018年3月就在一次訪談中捕捉到了這種心態：
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在互聯網上最大的共鳴就 是“喪”，現在的條件變好了，自由度變高了，也有自己的愛好，開始有自己的fun 了，結果卻陷入了一種普遍的沮 喪，好像一切沒有意義，也看不到生活的變化。
每次出現這樣的現象，大體上會有兩派觀點，一派歸咎於年輕人自身，而另一派則指向社會制度和結構本身——換言之，年輕人沒問題，他們之所以作出那樣的反應，僅僅是因爲所面對的'外部環境迥然不同了。
按照第一種視角，“躺平”就被問題化了，所以纔要提“正能量”和“挫折教育”，試圖讓年輕人“重新振作起來”。然而這回避了對體制的質疑，有時非但不能解決問題，甚至還適得其反——這種“喪”往往就是家長制本身所造成的，家長制再強力干預，又反過來加重了這一心理負擔。很諷刺的一點是，“歲月靜好”這樣一個原本表示近乎“躺平”心態的詞彙，如今在疫情期間也變成了封條，象徵着外部施加的強制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假裝這些都沒有發生變化，那是不現實的。就像很多學者早已研究指出的，在任何一個國家，抑鬱症和過勞的情況越來越常見的原因，無疑和社會節奏加速、時間超載和壓力層次的不斷提升有關。90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與其父輩有着極大差別的外部條件——實際上，父母們也經常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經驗已經無法指導孩子應對現實問題了。
這與我們社會近些年來的一系列結構性變動有關：隨着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期結束，大學擴招後帶來的大量高學歷人羣又進入市場，其結果是，這些曾經在相對優渥生活和樂觀預期下長大的一代赫然看見了生活的真相——他們需要在有限的選擇下與無數人展開激烈的競爭，但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卻可能比父輩小得多。
這還並不只是高房價等造成的經濟層面的阻礙，更棘手的是，他們作爲權利意識覺醒的一代，震驚地發現原有的權力結構中存在那麼多對自身權利有意無意的侵害。不僅如此，他們也是在相對寬鬆、平等的家庭氛圍下養成的，很自然地也更有參與感，但在現實中卻發現隱性的父權制更難對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