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認爲“尚賢”是爲政之本。
“尚賢者，政之本也”，語出《墨子·尚賢》，意思是說，尊重推崇賢才，任用品行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是治理好國家的根本。
尚賢政治傳統歷史悠久。墨子認爲，爲政者要打破講究血統關係的宗法觀念，從各個階層中選拔具有真才實學之人，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
他肯定賢良之士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佑”，認爲“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通過有效監察和合理評判，對官員賞罰分明。
《尚書·堯典》記載，帝堯提拔虞舜，“明明揚於側陋”，起用地位低微之人。《禮記·禮運》記載孔子論“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得賢者昌，失賢者亡”，人才往往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孔子提出“爲政在人”，治理國家關鍵在於賢才：有賢才推行仁政，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
沒有賢才推行仁政，則政治昏暗，社會混亂。西漢賈誼用登山和下淵來比喻得賢與失賢的不同政治結果：“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 ”能夠尊賢用賢的'事業，如同登臨高山，蒸蒸日上；不能尊賢用賢的事業，如同墮入深淵，每況愈下。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使秦走上強國之路，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而成就蜀漢大業，唐太宗依靠“房謀杜斷”、倚重敢於面折廷諍的魏徵而開創“貞觀之治”……這些事例雄辯地說明了人才與國家興亡、事業成敗之間的關係。
“爲政之要，惟在得人”。對於爲政者來說，招賢納士至關重要。首先要愛才。周公曾告誡兒子伯禽說：“我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地位不可謂不重。然而，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有失於天下之賢人。”
其思賢若渴、尊賢重賢的心情可見一斑。曹操《短歌行》中“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一句，是他對周公的致敬，更是對人才的表白。其次要善於辨才。中國曆來強調德才兼備。
墨子提出三個具體標準：“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即德行高、口才好、學識廣博的人才可稱爲賢者。
還要善於選才。諸葛亮提出“七觀法”：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等等。總之，要對人才進行全面的考察瞭解。更要善於用才。
北宋司馬光認爲，“凡用人之道，採之慾博，辨之慾精，使之慾適，任之慾專。”提出要用人之長處，不求全責備，讓人各得其所、發揮特長；特別是對看準了的人一定要大膽使用。
千秋基業，人才爲先。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古人的尚賢重賢的思想，對於當前我國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對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
“尚賢”是中國傳統爲政之道的核心標椎之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崇賢士的傳統。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尚賢”思想、以及隋唐之後的科舉制等等，都證明了“尚賢”文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
《墨子》在繼承和發展前人的“尚賢”文化的同時，對“尚賢”思想進行了較爲系統的分析和總結，爲後世“尚賢”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墨子》、尚賢思想、尚賢文化、爲政之道
“選賢任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深入人心的理念。中國早期的禪讓制中，堯爲部落聯盟領袖時，四嶽推舉舜爲繼承人，堯對舜進行三年考覈，看中了舜的賢能，堯死後，舜繼位，用同樣的推舉方式，經過治水考驗，大禹治水有功，以禹爲繼承人。後又有商紂王昏庸無道，周武王誅伐紂王，得到天下賢士的支持和幫助，最終取得勝利，建立西周。
另外，《詩經·小雅·鹿鳴》有言：“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詩以鹿起興，言鹿得萍草爲美食，呦呦相乎，呼喚其友的到來，來喻人君用美食、美樂、美酒款待賢者的到來，表達了君子求賢若渴，希望有明德的賢者來投靠自己的心情。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也針對尚賢提出自家觀點，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每個人都應該向賢人學習，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
荀子在《君子》篇中談到尚賢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禮記·大傳》有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
舉賢使能即尊崇推舉有德之人,以實現政通人和。法家也主張用賢，慎到認爲:“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
即能治理國家的君主，並非靠他一個人的力量，關鍵在於任賢使能。墨家亦認爲尚賢是“爲政之本”,強調要尚賢使能來治理天下，《墨子·尚賢》集中體現了墨家的尚賢思想。
《墨子》在繼承前人的“尚賢”思想的同時，對墨家的“尚賢”思想進行了較爲系統的分析和總結，與當時的諸子百家的“尚賢”相結合，共同促進了春秋戰國尚賢思潮的發展，併爲後世的“尚賢”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墨子》主要以爲政之道爲主題，提出了“親士”、“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等政治思想。
其中，“尚賢”主要強調了墨家的用人原則，《墨子》在開篇之文“親士”章即指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這反映了墨子對賢士的尊崇，與“尚賢”篇中的“尚 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相呼應，也引出了墨家強調的尚賢聚賢的重要性即“夫尚賢者，政之本也。”、“故大人之務，將在衆賢而已”。
首先，“尚賢”即尊重賢人，崇尚賢士。從選舉賢君開始，《墨子》在“尚同”中指出“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以此可知，墨子鼓勵世人推舉賢者爲君，墨子還在“尚同”篇指出“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爲賢者，纔可使天下大同。
另外，墨子在“尚賢”篇指出：“賢良之士，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認爲，賢士是國家之珍，並且，賢良的多寡，決定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即“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又有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爲證，墨子更加肯定了“尚賢”是爲政之道的根本。況且，春秋時期，諸國混戰，各個國家都是急需良才之時，然而許多國家卻任人唯親“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