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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的情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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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的情況有哪些, 在傳統印象中,奧運會等國際賽事都以國家爲單位進行比賽,運動員爲國家榮譽拼搏,觀衆爲本國運動員搖旗助威。歷史上,像這樣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不是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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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印象中,奧運會等國際賽事都以國家爲單位進行比賽,運動員爲國家榮譽拼搏,觀衆爲本國運動員搖旗助威。

然而,你是否知道,奧運會還能以個人名義參加?

2016年裏約奧運會上,科威特籍選手費海德·阿爾迪哈尼(Fehaid Al Deehani)在男子射擊比賽中勇奪金牌。

然而,頒獎臺上的阿爾迪哈尼,並未看到科威特國旗徐徐上升,也並未聽到科威特國歌奏響,取而代之的,是奧林匹克五環旗幟和奧林匹克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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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里約奧運會男子雙多向飛碟射擊項目,阿爾迪哈尼以獨立參賽者身份斬獲金牌。

圖片來源:The Sun

爲什麼科威特選手不升科威特國旗,而是升奧林匹克五環旗?

這是因爲,2015年10月,國際奧委會以科威特政府幹預該國奧委會自主權爲由,取消了科威特奧委會參與奧運會的資格。

不過,阿爾迪哈尼雖然無法代表科威特「出征」,但被允許以個人身份參賽。

歷史上,像這樣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不是個例。他們甚至可能剛剛經歷滅國、國家獨立、政治轉型等重大變故,苦練多年之後卻突然失去了能用來參奧的國籍身份。

爲解決運動員參賽身份問題,國際奧委會在20世紀90年代發明出「獨立參賽者」(IOA,Independent Olympic Athlete)這一機制,單獨成立了一支不用掛靠任何國籍即可參賽的隊伍。

那麼,究竟在哪些情況下,運動員需要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

如果國家沒了,運動員還能參加奧運會嗎?

運動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奧運會的情況

(1)政體轉型:國家尚未得到國際社會承認

過去的100年來,現代國家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無數局部衝突,國際社會充滿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紛爭,國際組織以中間調停人的姿態,在協調各方利益衝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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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6月23日,法國教育家皮埃爾·德·顧拜旦( 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創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1896-1925年間,顧拜旦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他還設計了現行的奧林匹克會徽:奧林匹克五環(The Olympic Rings)。

國際奧委會(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成立之初,旨在通過體育賽事緩和國際衝突,但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國家分裂解體或者獨立後,運動員原國籍失效、繼而無法以合法身份參賽的問題。

比如,蘇聯解體後形成的15個獨立主權國家中,除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外,其餘12個國家在1992年冬季和夏季奧運會時,均尚未恢復主權、建立國際公認的合法政體,當然也沒有成立新的國家奧委會(NOC,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基礎。

於是,上述12個國家的運動員只能以「獨聯體隊」(Unified Team)的形式,向奧委會申請以個人身份、在奧林匹克旗幟之下參賽,獎牌歸個人所屬。

類似的情況還包括2000年夏季奧運會,當時東帝汶(Timor-Leste)正準備從印尼獨立,主權備受質疑,因而4名運動員以「個人奧林匹克運動員」(Individual Olympic Athletes)的身份參賽。

2010年,荷屬安的列斯(Nederlandse Antillen)解體,當地奧委會遂被撤銷資格,3名運動員以個人身份參加2012年夏季奧運會;

而南蘇丹情況則正相反:2011年,南蘇丹剛宣佈從蘇丹共和國獨立,尚未成立奧委會,因而1名馬拉松選手古爾·馬里亞(Guor Marial)隻身前往倫敦,「在五環旗下,代表全世界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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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古爾·馬里亞(圖中左側)以獨立參賽者身份,參加倫敦奧運會馬拉松比賽。他拒絕了以蘇丹國籍參加比賽,稱這是「對我的人民的一種背叛」,因而成爲倫敦奧運會中四名獨立參賽的運動員之一。

(2)國際制裁:被多國聯合抵制或者被國際奧委會禁賽

另一種情況是,國家還在,並未滅國,但受到國際制裁,導致運動員無法以國家隊員身份參與某屆比賽。

這種情況下,國家或者遭到多國聯合抵制,或者因政府幹預體育、侵害到奧運比賽的純潔性和獨立性,國家奧委會被剝奪資格。

有關多國聯合抵制,最特殊的例子當屬冷戰時期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

此前一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以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爲砝碼逼迫蘇聯撤兵,蘇聯對此置若罔聞。

於是,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發起全面抵制該屆奧運會的行動,日本、西德、菲律賓甚至包括中國在內的64個國家響應,削減派出運動員的數量,同時拒絕以本國國旗參賽,賽場上頻頻出現同時升起三面奧委會會旗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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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因遭到美國等國家的抵制,參賽國家銳減。圖爲此次奧運會參賽國家及地區分佈情況,其中藍色區域國家是首次參加奧運會,綠色區域國家此前已參加過奧運會,淺綠色國家運動員在奧林匹克旗幟下參賽。

4年後,以蘇聯爲首的東歐集團針對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採取報復抵制行動,最終導致此次奧運會遭到18個國家的抵制(阿爾巴尼亞、利比亞和伊朗三個國家,以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爲由,自發抵制此次奧運會,而非響應蘇聯)。

此次抵制的規模無法與上屆相提並論,但這一來一回的抵制,意味着奧運賽事的政治化,這給運動員造成了巨大損失——不僅是經費支持的銳減,更是錯失運動生涯中寶貴的競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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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共計18個國家抵制美國洛杉磯奧運會。圖中藍色區域爲18個國家的`分佈情況。

除了這種霸權國家利用奧運會進行政治博弈的極端情況外,更多涉及獨立參賽者這一機制的事件,則與國際奧委會的直接制裁有關。

1962年,南非禁止黑人選手參加南非境內及國外的體育比賽,被國際奧委會以種族歧視爲由剝奪委員會資格,缺席19 64-1991年間的7屆奧運會,期間該國運動員(不論種族)均無法代表國家領獎。

2012年,印度政府曾因內定其奧委會主席和祕書長被國際奧委會指控,失去本國奧委會的會員資質,因而印度運動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參加2014年索契冬奧會。

而2018年,俄羅斯因其政府涉嫌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而被禁賽,因而「清白的」運動員只能在奧林匹克旗幟下參與競技。

上述涉及到國際奧委會、當地政府,以及運動員三者之間角力關係的事件中,國際奧委會有權評定一國是否有參奧機會,並在否定一國參奧資質後給予運動員獨立參賽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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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東京奧運會會上,馬爾迪尼是國際奧委會難民代表團的29名成員之一。該代表團由來自10個不同國家的難民運動員組成。開幕式上,與其他奧運會選手在本國國旗的引領下出場不同,難民代表團隨奧林匹克運動會會旗出場。

據國際奧委會網站稱,這是國際奧委會難民代表團第二次參加奧運會,他們代表的是全世界數千萬流離失所的人。

開幕式上隨奧林匹克會旗進場

馬蘇瑪·阿里·扎達不顧社會的反對,在阿富汗爲女孩們成立了一個自行車團體。但作爲飽受暴力恐怖活動侵擾的少數民族哈扎拉的一員,她最終不得不在2016年逃到法國。

塔奇洛維尼·加布裏耶索斯在12歲時,和他的朋友一起逃離出生地非洲厄立特里亞。他們徒步穿越西奈沙漠,每天晚上睡覺前脫下鞋子,都要把鞋頭朝向前進的方向,這樣避免第二天起來迷路。加布裏耶索斯最終在以色列的難民營遇到了他的跑步教練。

瓦埃勒曾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一家紡織廠工作,業餘擔任空手道教練,後來他乘橡皮艇逃到土耳其,然後騎自行車穿越馬其頓,最後在德國繼續生活和訓練。

2002年,安吉麗娜·娜黛·洛哈里斯和她姑媽,一起逃離飽經戰火的南蘇丹,來到肯尼亞的卡庫馬難民營。自那以後,她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洛哈里斯在高中時就是一名跑步運動員,現在她仍在跑步。

2014年,從喀麥隆出逃的西里爾·查切特二世,蜷縮在英國的一處橋洞中,他舉目無親,身無分文,一度想過自殺。

現在,所有這些人和游泳選手尤絲拉·馬爾迪尼一樣,都是國際奧委會難民奧運代表團成員,和各國奧運健兒一道在賽場上拼搏。

馬蘇瑪·阿里·扎達參加了公路自行車女子個人計時賽,雖然沒能取得好名次,但她心情非常激動。她說,對於所有不認可性別平等的人來說,她能夠獨自來參加奧運會,就是一種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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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代表團選手馬蘇瑪·阿里·扎達參加公路自行車女子個人計時賽。《衛報》報道截圖

塔奇洛維尼·加布裏耶索斯將參加男子馬拉松賽,他也是開幕式上難民代表團的旗手;瓦埃勒加參加男子空手道比賽;洛哈里斯的1500米跑步比賽已經結束,遺憾她未能取得好名次。

查切特的男子96公斤級舉重比賽也已完賽,雖然他的表現和奧運獎牌還有距離,但他笑得很開心。雖然經歷了一段“低谷期”,甚至有過自殺傾向,查切特現在已經走出陰影,成爲了一名精神科護士。

與歷屆奧運會相比,東京奧運會奧運口號在“更快、更高、更強”之後增加了“更團結”。但如果要給“更團結”口號找一個具體象徵,那可能沒有比難民代表團更合適的了。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難民代表團排在第二個出場,緊跟在代表奧林匹克發源地的希臘代表團之後。29名難民運動員,包括19名女性和10名男性,穿着醒目的海藍色西裝,跟在飄揚的奧運五環旗後走進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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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第3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在日本東京舉行,東京奧運會難民代表團入場。圖/新華社

據國際奧委會網站稱,這是國際奧委會難民代表團第二次參加奧運會,他們代表的是全世界數千萬流離失所的人。

這支代表團,最初是國際奧委會爲2016年裏約熱內盧奧運會成立的,旨在爲被迫逃離祖國的運動員提供機會。在里約奧運會中,當時的難民代表團有10名成員。到了東京奧運會,成員增加到29人,其中6人蔘加過里約奧運會。

東京奧運會賽場上,難民代表團參加了12大項29小項的比賽,包括田徑、羽毛球、拳擊、皮划艇、自行車、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射擊、游泳、舉重和摔跤。不過,截至目前,難民代表團尚未在東京賽場上取得獎牌。

55人中脫穎而出29名難民運動員代表

2015年夏天,國際奧委會和馬拉松傳奇運動員泰格拉·洛魯佩一起成立了一個特別的難民緊急基金,旨在幫助國際援助機構讓難民融入體育運動。

國際奧委會還承諾,將通過一個獎學金項目,資助一批經過挑選的難民運動員,以讓他們有朝一日能夠踏入奧運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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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難民代表隊(左)與意大利隊在柔道混合團體賽前和隊友相互鼓勁。圖/新華社

在里約奧運會中,10名因暴力衝突、壓迫和內戰而被迫逃離家鄉的南蘇丹、敘利亞等國的運動員,被國際奧委會選中,實現了參加奧運會的夢想。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表示:“這些難民運動員不屬於任何國家隊,沒有國旗,也沒有國歌,奧運會將用奧林匹克會旗和奧林匹克會歌歡迎他們。他們將和奧運村的所有運動員一起擁有一個家。”

在2016年難民代表團成功參與了里約奧運會之後,國際奧委會增加了獎學金計劃,讓55名難民運動員備戰東京奧運會,其中29人最終脫穎而出。

難民代表團在東京賽場上可以說也有了亮眼的表現,來自伊朗的跆拳道選手基米婭·阿里扎德·澤努玆在女子57公斤級跆拳道16強賽中,擊敗了曾兩度獲得該項目奧運冠軍的英國名將傑德·瓊斯。基米婭在隨後的半決賽和銅牌決賽中失利,遺憾以第四名的成績結束賽程,與本屆奧運會難民代表團的第一枚獎牌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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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代表團跆拳道選手基米婭·阿里扎德·澤努玆(左)在東京奧運會擊敗英國名將。路透社報道截圖

遺憾的是,新冠疫情給本屆奧運會的其他一切都蒙上了陰影,也包括難民代表團。

據英國《獨立報》報道,難民代表團團長泰格拉·洛魯佩,在出發前往東京之前,被檢出新冠核酸檢測陽性,因此無法帶隊前往東京。“這些難民運動員身上有很多東西可以與世界分享,”洛魯佩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這種韌性,他們是爲生命而戰的強者。”

據印度《鑄幣報》報道稱,難民代表團跆拳道運動員阿卜杜拉塞迪奇,曾徒步從阿富汗的武裝團伙手中逃脫,已經在比利時尋求庇護,然而,他的母親卻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去世了。

聯合國難民署報告824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

據美國《Vice》雜誌報道,難民代表團的1500米跑步選手安吉麗娜·娜黛·洛哈里斯說,“我不僅僅是爲了自己參賽,我代表的是全世界8000萬難民。”

洛哈里斯說,她希望參加奧運會將“爲像我這樣的廣大難民開創一條道路”。

難民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來自內戰和政治衝突的熱點地區,比如委內瑞拉、達爾富爾或剛果民主共和國。無論他們最終是否贏得獎牌,他們都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出這個世界仍有大量人口被迫離開家園。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表示:“難民代表團將成爲世界上所有難民希望的象徵,並將讓世界更好地認識到難民危機的嚴重性。”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發現,截至2020年底,由於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了一些原有的驅動因素,被迫流離失所的人數達到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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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東京奧運會難民代表團在開幕式上入場。圖/新華社

聯合國難民署6月18日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到2020年底,全球有824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這是有該項記錄以來的最高統計數字。

在2012年,這一數字僅爲4100萬,而到2019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7950萬。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這一數字意味着,世界上超過1%的人口,即每95人中就有一人被迫流離失所。相比之下,2010年的這一比例僅爲目前水平的一百五十九分之一。

報告同時指出:“貧困、糧食不安全、氣候變化、衝突和流離失所之間,日益相互關聯和相互加強,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尋求安全和保障。”

半島電視臺報道稱,2020年,全球近半數國家報告的衝突和暴力事件呈上升態勢,區域長期衝突、極端天氣和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都加劇了目前的全球難民危機。另外,糧食危機的規模和嚴重性也可能進一步加劇。

據聯合國新聞報道,2021年的糧食危機預測“同樣令人擔憂”,南蘇丹、敘利亞和中非共和國等國家正面臨饑荒的風險。

另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由於新冠疫情而陷入極端貧困的人數預計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1.19億至1.24億之間。

聯合國新聞稱,“根據目前的趨勢,被迫流離失所的人數超過1億,只是時間問題。”

國際奧委會難民代表團,讓這些全球性的大危機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有着自己心碎而最終圓夢的故事,以個人的拼搏向全世界展示難民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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