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已成定局，延遲退休已進入實質性推行階段，受延遲退休影響的社會生活各方面情況很不相同，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延遲退休再次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那麼，爲什麼要延遲、我們如何理解這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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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因素推動延遲退休改革
“延遲退休改革關係廣大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項十分重大而又非常敏感的公共政策。國家從2013年開始提出研究制定延遲退休年齡，經歷了8年的反覆論證，決策很慎重。”餘桔雲說，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職工60週歲、女幹部55週歲、女工人50週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依據當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勞動條件、用工方式等因素確定的。經過70多年經濟社會的變革和發展，政策實施的適宜土壤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人均預期壽命大大提高。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40歲左右，到2019年提高到了77.3歲，其中城鎮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超過80歲，有必要根據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對退休年齡進行適當調整。
其次，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加重。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我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5.4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29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不斷增加、勞動人口比重下降，社會養老負擔加重，需要未雨綢繆，及早應對。
第三，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2012年起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人以上，並且減幅在擴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部分地區和行業招工難的就業結構性問題越來越突出。
第四，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當前，新增勞動力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延長，達到13.7年。勞動者開始工作的年齡相應不斷推後，在退休年齡不變的情況下，平均工作年限縮短導致人力資本利用率降低。
餘桔雲說，“十四五”期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嚴峻的“窗口期”，就是1963年出生的嬰兒潮這一代人即將進入60歲，將對經濟社會帶來巨大影響。
統籌兼顧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如何理解？
餘桔雲解釋說，小步調整意味着延遲退休年齡是採取漸進式改革，不會“一步到位”，每年延遲幾個月或每幾個月延遲1個月，用較小的幅度逐步實施到位。彈性實施，即延遲退休不會搞“一刀切”，允許個人根據自身情況和條件選擇提前退休的具體時間。分類推進則表明延遲退休要區分不同羣體，不搞“齊步走”，兼顧到不同職業、崗位情況。統籌兼顧，意味着退休年齡改革不是“單打獨鬥”，而是着眼於人口結構變化大趨勢下一攬子政策措施的協同推進。
延遲退休改革關係到全體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涉及社會安定團結、老年人勞動權益、企業用工、個人福利等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涉及面很廣，牽一髮而動全身，應當強化哪些配套政策和措施？
餘桔雲建議，需要分擔企業因延遲退休可能增加的用工成本，以彌補企業因改革導致的利益受損。比如：對延遲退休職工工資實行稅前雙倍扣除的稅收優惠，根據延遲退休職工的數量直接補貼用人單位。爲避免延遲退休削弱家庭照料能力，影響政策間的協同性，建議調整勞動就業相關法規，明確家庭照料假，如果是帶薪假，規定企業支出的稅收優惠政策或社保費減免政策；調整生育保險政策，規定父親假，明確假期成本分擔機制。此外，老年職業教育、職業介紹相關服務也要匹配推進。
延遲退休是一項系統性的政策調整，只有統籌兼顧，配套措施到位，才能確保延遲退休改革平穩落地、順利實施。
延遲退休已成定局2
就業會不會更難？養老金領取會吃虧嗎？年輕人生孩子會沒人帶嗎？這是媒體近日關於延遲退休的報道中，所提到的“延遲退休三大焦點”。
這三大焦點中，前一個是就業問題，後一個是人口問題，只有中間一個纔是退休本身的問題。
媒體的報道印證了筆者的觀點：中國延遲退休實施之所以有難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延遲退休問題與就業問題，與包括帶孩子在內的照看家人問題攪在了一起。
因此，在延遲退休實施時，就需要對實施延遲退休可能對就業、人口等方面的影響有全面的認識，並相應採取措施。
延遲退休影響：考慮要全面
延遲退休影響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因而在實施延遲退休時，應儘可能考慮得全面一些。
拿延遲退休對就業的影響來說，延遲退休對臨近退休的大齡勞動者的影響，已經有所考慮，並準備通過延遲退休“小步調整”來應對；延遲退休對年輕人就業總量的影響，也已經考慮了，結論是影響不大。
但除了總量外，延遲退休還會影響年輕人的就業結構。隨着大學畢業生人數的劇增，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年白領就業難日趨突出，年滿35歲求職難成爲社會上的熱點話題；加上不同類型單位受疫情負面影響的差異，導致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工作時更多地考慮“穩定”。
上海有關研究機構的調查表明，大學生畢業時，選擇體制內就業（包括公務員、事業單位與國有企業）的比例，從2015年的33.6%上升到2020年的42.9%，特別是選擇“公務員”的比例從5.3%上升到12.4%。今天的年輕人退休之日，應該也就是延遲退休“小步調整”到位之時。延遲退休的實施，可能會使他們選擇就業時，更加傾向中年失業率低的崗位。
再看延遲退休對照看家人的影響。以嬰幼兒照看爲例。延遲退休對退休人員照看孫輩，進而對生育意願的影響，已經有所考慮，並準備通過延遲退休“小步調整”及促進嬰幼兒照護服務來應對。但我覺得還需要考慮得再全面一點。
嬰幼兒照看服務涉及兩方面，一是有沒有人照看，二是不同照看方式開支的差距。現有的幼兒園與託兒所多爲日託；若父母一方每天只需工作8小時、週末正常休息，日托足以應付；若父母雙方都經常加班（特別是令人筋疲力盡的`加班），就算有日託，孩子還是離不開家人的專門照顧。如果祖輩已退休、有養老金，出於親情，由他們照看孫輩、子女的支出遠低於相應的市場化（非普惠）照看服務（如保姆或私立託兒所幼兒園）開支。正因爲如此，在籌劃何時生育時，相當一部分年輕夫婦會考慮上一輩何時退休，如果退休年齡（特別是女性）大幅提高，則會對生育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要考慮延遲退休各方面影響的現狀與未來走勢
受延遲退休影響的社會生活各方面情況很不相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先看就業。
就現狀而論，近年來，中國解決就業成就斐然。
首先，截至2019年，近10年來中國城鎮每年新增就業人數在1300萬人左右。
其次，轉入非農產業的鄉村農民工年新增量，從2010~2012年的1000萬人左右減少到2019年的241萬人，看似下降了不少；但這是在從2014年到2020年，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進城落戶，因而大量勞動力退出農民工行列的條件下發生的。2014年以後，中國每年轉入非農產業的鄉村勞動力年新增總量，應該等於有關部門公佈的農民工年新增量，加上當年進城落戶的“前”農民工數量。“前”農民工數量相當大。舉例來說，2016年，中國新增農民工僅爲424萬人，但筆者估算，該年城鎮化的“前”農民工數量爲535萬人。
中國就業壓力已見頂。2018年，中國就業人員總量同比開始下降。將來會受延遲退休影響的，主要是兩個羣體，一是歷史遺留、已有應對之策的、臨近退休的大齡勞動者，二是中年白領。
中年白領並非一貫就業難。10年前，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新行業因超常規擴張而人才奇缺、高校培養人才需要一個過程、企業超前儲備人才等因素的影響，移動通信、互聯網、金融等行業能招到相關人才就好，用工方哪裏還敢挑剔年齡？此後，隨着相關市場的飽和，新行業擴張速度下降。同時高校人才供給量劇增，因而從2017年開始，35歲現象所顯示的就業難成爲困擾上述行業中年員工的難題。
中年白領就業難會持續多久？要尋找答案，不妨看看同樣也曾被此困擾過的農民工。在19 89~2004年的民工潮年代，企業用工（農民工）年輕化的現象十分突出。2000年，佔廣東省勞動年齡人口1/3左右的流動人口中，15~29歲年齡段的佔69.5%；來自省外的流動人口中，該年齡段的佔比更高達73.2%。2004年出現的全國性民工荒，實際上是青工荒，用工方開始放寬用工年齡。2014年以後，50歲以下農民工數量開始下降。2019年全國新增農民工241萬，但同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增加了694萬。換句話說，即使有450萬農民工進城落戶，2019年50歲以下農民工數量仍然穩定。總之，農民工市場上，中年勞動力就業難起先持續了15年，隨後逐步緩解也用了15年。
以此推論，中年白領的就業難——從而延遲退休與體制外大齡白領就業相沖突的時期，大約也就是最近30年，其中衝突最激烈的是從現在開始的15年，受影響的主要是現年20~45歲的一代。“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實施做法，會降低延遲退休對大齡勞動者（包括白領與藍領）的影響，但對更年輕的白領來說，未來還需要採取一些短期性的補救措施。
再看人口。
與就業不同，中國人口形勢現狀不甚樂觀。
根據第一財經的報道，過去10年，生育政策有所放寬，單獨二孩與全面二孩政策分別於2013、2015年開始實施。但2010~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爲16306萬，與2000~2009年出生人口16258萬相差無幾。與出生人口相關的結婚登記數，2011~2014年期間，每年超過1300萬對，2017、2018年降至每年1000多萬對，2019年僅爲927.3萬對。可見，即使延遲退休不實施，退休者照看孫輩不受影響，要延緩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趨勢，仍然有相當大的難度。
另外一個與就業不同之處是未來走勢。同樣年齡生育，延遲退休實施前，照看孩子的爺爺奶奶屬於退休人員，有養老金，看孩子可以不要報酬；延遲退休實施後，他們成了勞動年齡人口，如果子女生孩子的年齡不變，他們再不計報酬看孩子就沒有收入。“小步調整、彈性實施”的延遲退休政策會延緩，但無法避免上述變化。如果育齡夫婦因此而推遲生育，則實施延遲退休可能會助推人口老齡化。
筆者認爲，退休老人帶孩子與延遲退休的矛盾，其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兩個：在勞動力供過於求的條件下，第一，家務勞動——特別是需要專人從事的照看老幼病殘的勞動——由誰來承擔；第二，承擔者的生計如何解決。計劃經濟條件下，剩餘勞動力滯留在鄉村，城鎮充分就業，家務勞動一部分由工作8小時的家庭成員自己從事，另一部分通過非市場化的社會化方式（即單位辦社會）、由單位員工提供。近30年來，情況發生明顯變化，追求效率且人員流動頻繁的用工方不再辦社會；大量農民工進城、大量鄉村年輕人成爲大學畢業生留在城市就業，城市勞動力供過於求；供過於求意味着自家人照看家人無法通過市場獲得報酬，經常加班的員工也顧不上帶孩子，由有養老金的自家退休人員照看家人（包括高齡老人與孫輩）就是在上述條件下形成的。
如前所述，即使大力發展普惠性日託，帶孩子很大程度上還是離不開爺爺奶奶。作爲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勞動，照看家人應視爲就業的組成部分。在勞動力供求不平衡、市場還解決不了家務勞動承擔者生計的條件下，需要向帶孩子的家人發放低於市場化家務勞動報酬的生活保障開支。這樣，一方面有助於延遲退休政策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有助於穩定與提高生育率。延遲退休與鼓勵生育、延緩老齡化本來是兩回事，但現實決定這兩件事得統籌考慮。
